文化立法，一直是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委员所关心的问题。“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文化立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日益凸显出来。”陈晓光委员说，“推进文化建设，既要依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也要依靠健全的法律法规。”

陈晓光指出，文化立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制定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方针，从原来的“办文化”到现在的“管文化”，政府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依法行政势在必行；其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一批文艺团体面临转制，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法律保障，转企工作将十分艰难；第三，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来说，如果没有法律依据，相关投入就得不到保障。比如“县县有图书馆”这一多年前提出的目标，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第四，对文艺作品的准入与禁入，也要用法律来规范，既要依法保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又要依法进行审查和监督。

陈晓光委员说：“在文化立法的同时，还要修改完善已有的与文化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随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不合理性也暴露出来。比如对各个艺术品种采取一刀切的税收标准，京剧、交响乐、芭蕾舞、歌剧这样的艺术品种，是否应该实行跟流行艺术一样的税收标准，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又比如文艺团体每年的演出收入，如果想留到下一年，就得交超过30%的税，这就使文艺团体采取到年底吃光分净的办法，不利于资金积累和发展。还有我们提倡和鼓励社会资金赞助文化事业，但是缺乏相关的优惠政策。发达国家企业赞助公益性文化事业100万元，政府可能免掉另外200万元收入的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

谈到目前急需立哪些法，陈晓光委员一口气列出许多，涉及公益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艺演出、文艺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资金捐赠或投入、文化基金设立、知识产权执行机制、扶持民族民间文化以及电影电视等诸多领域，他说：“无论是立新法，还是修改完善现行法律法规，都应该充分听取法律界和文化界专家的意见，以确保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科学性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