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录委员(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凌解放(二月河)代表(著名作家)
潘公凯委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王次炤委员(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马博敏委员(上海市文广局艺术总监)
中国艺术报记者 余 宁 邱振刚
记者: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今年“两会”最热门的关键词,代表委员们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讨论。在这之前,党也提出过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
刘景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一个前提,那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不遵循科学发展观,必然会矛盾百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各种关系的处理,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方法,就会出问题。这次会议上,有委员提出谁决策,谁负责,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重大项目上马,不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不行的。在决策提出之前,必须进行科学的调查、论证。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达到相对的和谐。
记者:许多人都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克服当前一些地方只重视经济建设,而轻视甚至漠视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倾向,实现经济建设与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协同共进,达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建设先进文化被认为是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
凌解放:是不是GDP上去了,和谐社会也就出现了?现在有人认为GDP是最重要的指标。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开元之治”、“康乾盛世”等时期,“开元之治”时期中国的GDP已经占全世界的40%,今天美国的GDP才占世界的20%,但“开元之治”不久后就是“天宝之乱”,康乾时期中国的GDP也占到世界的20%,也高于现在的美国所占的比例,但那也是封建社会危机不断积累的时期,不久就是鸦片战争。所以和谐社会更强调长治久安,GDP并不是唯一的指标。文化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不仅要在经济建设上,还要多在精神建设上、文化道德建设上下功夫。不应在发展GDP上进入误区,唯GDP论要不得。
记者:怎样发挥文化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对于和谐社会的文化发展要进行怎样的制度建构呢?
王次炤: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普及高雅艺术,通过提高全民的文化艺术素养,改善浮躁的社会心理。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及高雅艺术的活动,不仅在学生当中,也应该在各阶层当中,大力推广和普及高雅艺术,全面提高我国国民的文化艺术素养,以此改善社会心理;通过文艺形式宣传先进思想,弘扬民族精神,倡导全民读书,培养全民阅读习惯,努力建构积极的社会心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开阔全民的心胸和眼界,努力培养宽容的社会心态。
马博敏:我国文化管理相对滞后,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文化立法滞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文化大法”做保障。虽然文化主管部门也十分努力地制定和出台了不少文化法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大多是单项的、局部的、应急的、时段性的法规,缺少能够总揽全局、照应各方、驾驭大局、具有权威的“文化大法”。导致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行政管理、文艺创作评审、文化市场培育等诸多方面,仍大量存在“人治”大于、高于、多于“法治”的现象,阻碍和干扰了文化的进步。建议由国务院牵头,组织和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通过3至5年的努力,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法典。
潘公凯:当前,文艺发展除了要解决管理模式与运营模式问题外,还要认真解决艺术本体的价值支撑问题。如果文艺理论与策略研究只停留在笼统的感觉或应急性的操作层面上,我们的讨论就只能在本体性的深层问题的外围打转,进入不了本体研究内部。必须建立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对于希望“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将文艺单位的管理体制改革和艺术本体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艺术的价值支撑)作为中国目前文艺发展的宏观策略的两翼来抓,既重视大面积的体制研究,又重视小范围的专家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二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中国文艺的发展就一定前景灿烂。
记者:构建和谐社会要促进公平与正义,达到利益均衡。现在大家对经济不平衡方面谈得比较多,其实我国在文化发展上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也极为巨大,这也制约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应该怎样来消除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
刘景录:建立和谐社会要处理好东西部差距、城乡差别、现代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对于农村,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素质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教育。改变城乡差别,也需要依靠教育。虽然,国家在教育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目前,我们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还是不够。教育投入的世界平均标准是占GDP的百分之五多一点。而咱们国家的投入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入比例都要低,仅是GDP的百分之二点几。最多时候到过百分之三点几,但一直没有达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的上世纪末就要达到的百分之四。在教育投入上,国家还应当加大力度。
记者:有人把和谐社会定义为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这就涉及到政治文明和道德体系的建设,和谐社会建设除了吸收借鉴世界现代文明的一些经验,还能从我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和传统道德价值观中挖掘资源吗?
刘景录:建立和谐社会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充分发掘我们历史上的文化资源。中国的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生灵涂炭的战乱时代。因此,那时一批杰出的中国思想家,虽然学说主张不同,但无一例外地关心社会问题,思考如何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让人们过上幸福安居的生活。在古代的思想资源里面,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很丰富的。《中庸》里面讲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是儒家思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谓“致中和”,就是说尽一切努力使社会中各种不同因素安排到一种相对平衡协调的状态,只有这样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才能各得其所,才能繁育和发展。儒家思想里面,“和”是很重要的。“中庸”就是把事情处理得恰切,认识得准确,无过无不及。我们过去把中庸思想看得很庸俗,那是不对的。老庄思想也提到社会的和谐,老子的著作中有“小国寡民”,追求“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在现在看来这是一种空想,但反映的是对战乱的厌恶,追求平和安稳的生活的理想。《管子》中讲到治理国家要坚持“礼义廉耻”,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关心的也是社会的稳定和谐,把伦理问题摆在一切的首位。伦理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重视这个关系就是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平衡的和谐社会。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既能增加民族自信心,也能对建设和谐社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凌解放:总的来说我们的文化道德体系应该有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因素和西方文明的成果。老子强调的是对田园诗式自然状态的恬淡追求;孔子在“中正平和”、“仁恕”理论中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宽恕忍让,温良恭俭让,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孔子是强调秩序的,他希望通过秩序使人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应位置,这样社会就不会混乱,他针对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状况,认为当时破坏了和谐,破坏了秩序,民无所适从,他提出的一整套理论都是为了如何建立他理想中的和谐社会。从那时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充满了追求和谐的理想。传统观念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思想要批判,但那些创造了传统美德的东西应该保留弘扬,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过程中。在此基础上西方文明的很多东西也可以借鉴,从而建立和谐社会中的道德体系框架。
记者:“和”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而我国历史上也有大同社会、“桃花源”等理想社会的构想,但这些社会理想最终是乌托邦幻想。和谐社会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构想,今日之和谐社会构想与古之大同社会想象有何不同呢?
刘景录:《礼记》中云“大道既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也描述了一个没有战乱,没有争斗,只有宁静生活的世界,虽是作者虚构,但代表了自然状态下农业社会人们的最高理想。它们没有实践价值,是一种空想,是一种理想,但可以引导人们去努力建立一个相对和谐社会,对我们有启示作用。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过去是农业社会,生活要求不是很高,而现代社会已经变得很复杂了。我们现代挖掘古代的思想资源,不是照着去做,而是去获取一种智慧。这对于我们追求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目标,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共和国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只有相对的和谐稳定,社会才会发展,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是不能进步的。
凌解放:今天提出对和谐的倡导和研究,实现社会发展新的和谐,和古代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从古代的情况看,那时的思想家希望通过社会成员的修身养性,“吾日三省吾身”,在实现了家庭、个体的和谐后自然实现社会和谐,但现在不仅仅是要求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层面上还要有新的道德因素来完善今天的社会文化道德框架。今天和谐社会标准中的“诚信友爱”、秩序等和古代的内涵就不完全一样,古代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基本是不讲是非的,没有标准的,父亲犯了错,但决不能报官,这就和现代的法制观念有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