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文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考察目前文艺演进态势并探讨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使文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无疑是时代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我国当下的文艺发展,显然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状态。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文艺,在许多演出舞台、电视频道或出版物中不断地推陈出新,隆重登场。表现人文知识分子责任感、使命感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文艺作品及其思想,在一些剧场、电影或文艺刊物中不时发出虽显微弱却令人警策的声音。反映普通百姓庸常生活和情感纠葛、为广大民众消遣娱乐服务的消费文艺,裹挟市场经济的大潮,在各种演展场所、影视屏幕和纸质媒体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凡此种种文艺现象,虽然各有自己的定位和追求,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却远非鼎足而立、平分秋色,而是互有差异、强弱分明的。主旋律文艺由于有国家政策推动及经费扶持,显然雄踞主导平台地位并发出洪亮声响;但从实际受众数量和社会接受效果上看,其信息发送和信息接收之间显然产生了许多信息损耗,存在着不小的信息落差。精英文艺由于曲高和寡,既难以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崇,又难以获得文化市场的认同,因而在我们社会中常常处于受冷落的边缘化位置。消费文艺以通俗化、娱乐化、时尚化的方式,表达普通百姓的情感意愿和世俗生活,在被千千万万大众接受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而这种经济效益又诱使文化市场采用各种强有力的营销手段,把消费文艺推向更加流行、更加繁盛的境地。因此,消费文艺虽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不被视作主流文艺或中心文艺,但实际上它却是当代社会文化的最大文本,成为我国多元共存文艺舞台上具有无可争议地位的强势话语。
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在建立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和步入消费时代的结果。消费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文艺的创作、演播(出版)和观赏,基本按经济学中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模式来运作。以往作家和读者、艺术家和观众之间,主要是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主宰的消费时代里,作家和读者、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已越来越实实在在地演变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这种角色转换,对文艺生产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前者关系里,创作什么和怎样创作一般都取决于作家和艺术家的主体追求;而在后者关系中,创作什么和怎样创作则更多地取决于读者与观众的消费需求。由此,创作主体的独立思考和艺术探索,必须甚至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迎合读者口味和取悦观众兴趣。因为对于消费时代的文艺创作者来说,读者拒绝购买和观众拒绝观看无异于一种生死判决,它直接决定作品生产者能否生存及生存状态的好坏。
文艺的这种生产和消费关系,使当下(消费时代)文艺创作主要呈现出娱乐化和感官化的特点。以电影为例,近些年明显呈露出从叙事电影向奇观电影的转变。原来的叙事电影多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典型的人物性格,开掘深刻的思想主题。而张艺谋近年推出的以《英雄》、《十面埋伏》等为代表的奇观电影,则并不注意甚至有意回避完整的情节、深刻的主题和鲜明的性格塑造;其所注重的主要是非同一般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影像与画面,或是借助高科技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奇幻图像。奇观电影的崛起和流行,突出表明电影文化经历了从话语中心模式向图像中心模式、从理性文化模式向快感文化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艺的各个领域都有显突表现。不论是文学创作中过多的欲望描写和肢体刻画,还是舞台表演的华丽炫示和幽默搞笑;无论是电视剧的情爱展示与历史戏说,还是流行歌曲的戏谑风格及激情演唱,无不明显表现出娱乐化和感官化的倾向,凸显出消费时代快感文化的特征。
这种凸显快感文化特征的消费时代的文艺,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并非完全有害无利或可有可无,而是在某些方面可以发挥相配合、相协调、相促进的作用。
首先,无论是消费时代的来临还是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两者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社会基础之上,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正因为我国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繁荣的商品经济,我们才能步入消费时代并感受消费时代文艺带来的快感和满足。这也就是说,消费时代的降临及其文艺的兴起,并非历史和文艺误入歧途的表现,而是有其生存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起码在营造祥和氛围和提供消闲娱乐两个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功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安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发展氛围。消费时代文艺以生活化、通俗化、非政治化和个人化的方式,反映广大民众的世俗生活和愿望要求,传递各式各样生活方式和五彩缤纷时尚潮流方面的信息。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语境里,消费时代文艺并非完全脱离而是部分甚至较多吸纳包容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因而它对于广大公民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商品意识、公平意识、开放意识、改革意识等等,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蒙、激活和增强的作用。这种以消费文艺为主导、杂糅和部分包罗了从主流意识形态到精英文化内涵的消费时代文艺,经过精致的制作、豪华的包装、充分的商业营销及宣传炒作,以种种诱人的魅力呈现于银幕、舞台、DVD、随身听和畅销书中,给群众带来欢乐和快感,也为社会营造了祥和安定、其乐融融的盛世图景。这与构建和谐社会和实践和理论显然具有相一致、相契合的一面。
随着多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民已经摆脱简单地为生存而忙碌的时代,而是有了更多的空余休闲时间。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每年有近140个休息日,未来一段时间里很有可能达到180个休息日,几乎就是一天工作一天休息。因此,一些西方理论家认为现在已进入了休闲时代,休闲成了全球化的普遍现象,应加强对休闲时代的人的生存方式等种种问题的研究。休闲是步入小康社会乃至富裕社会后产生的一种生存状态,它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除有限的旅游活动外,主要是通过看电视节目、读文学作品、观赏舞台表演、在歌舞厅自娱自乐等,来度过自己部分休闲时光。消费时代的文艺,从花样百出的电视节目到异彩纷呈的歌舞表演,从丰富多样的文艺畅销书刊到千姿百态层出不穷的文艺报刊,它们之所以百卉争艳,繁荣异常,主要是人们有大量的空余时间需要娱乐消闲,大量的多余精力需要适当渠道释放排遣。正是这种需要促进了消费时代文艺的勃兴,而消费时代文艺的勃兴,又刺激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进一步发展。消费时代的文艺不仅有助于人民群众消遣娱乐和排解情绪,而且在某些时候对缓解社会矛盾和鼓舞民众力量,也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这些,无疑都有益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早日形成。
如果说消费时代文艺在营造祥和氛围、提供消闲娱乐和增加社会沟通理解方面,对构建安定有序及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它在担当社会责任、反映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法治等方面,则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
我国之所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现象。譬如,由于所处地理位置或所在单位不同,在改革发展中先天形成了资源占有和发展机遇的不平等,造成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以至明显出现富人生活奢侈化、时尚化与穷人生活贫困化、边缘化的两极对峙。再如,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一些漏洞及改革本身所引起的激烈的利益冲突,导致以各种手法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的事件屡见不鲜、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问题举不胜举,见利忘义和为富不仁等道德滑坡现象随处可见,还有群众利益在不少方面得不到有效保护,以及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谋求一时效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引发乃至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诸如此类的涉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的矛盾,显然都是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相违背、相对应的,也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需要着力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可是消费时代的文艺,恰恰在触及社会深层次矛盾,担当社会责任方面暴露了自己的严重缺乏。它向人们提供的娱乐和快感,许多情况下伴随着对社会矛盾和人类正义的消解。它在张扬人们物质意识财富意识的同时,淡化了人们的理想追求和精神提升;它在倡导生活多元化和个人生活自由的同时,解构了公认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善恶是非判断;它在上演一出出由俊男靓女扮演的情爱悲喜剧时,模糊了人们对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的真实认识;它在将现实和历史中的一切作为调侃、戏说对象的同时,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们对崇高事物的敬畏感,也否认了人们向往真善美和摒弃假丑恶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它在歌颂类似贫嘴张大民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同时,弱化了人们的自强意识、抗争意识和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它在着力展示奢华生活场景和时尚潮流魅力的同时,制造了当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已经迈入繁华盛世的神话,掩盖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等严峻现实。总之,消费文艺更多的是向人们编织一个温馨的现代社会的人间喜剧,尽量满足人们包括种种合理和不合理的欲望的消费享乐,以抚慰在现代社会压力下的人的残缺情感。我们之所以说它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其主要原因即在此。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如何使消费时代的文艺在满足人们消遣娱乐和欣赏快感的同时,也给予人们更多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提升?关键是我们的文艺家要深刻认识文艺的特性和自己肩负的责任。文艺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和经济价值,还饱蕴着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构筑一个良性发展的和谐社会,不仅要有繁盛的物质文明作保障,更要有完善的精神文明作支撑。虽然文艺产品不乏商品属性和经济价值,但文艺家是为金钱而创作还是为提升国民文化素质而创作,则完全取决于创作主体的选择。选择前者,无疑会导致文艺家的人格丧失,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选择后者,则使文艺家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创作出真正无愧于时代的艺术佳作。因此,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使命,今天消费时代的文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呼唤文艺家的自身建设和人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