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应如何评价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面对巴金,我们应如何言说?

    作为作家,巴金一生创作了700余万字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26卷本的《巴金全集》。如果说巴金所有的作品都是精品,那肯定是溢美之词,然而,如果说巴金的作品一无是处,则绝对是别有用心。在其数量巨大的作品中,《家》、《憩园》、《寒夜》、《随想录》等无疑是其代表之作,这些作品在经历了时间长河的淘洗之后,在文学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为任何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都不可逾越的作品。可以说,巴金用自己的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成为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页。一个作家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一部有价值有影响的作品就已经很难得了,巴金竟然能够给我们留下数部堪称经典的作品,他已经完全可以担当起“伟大”这个词了。

    作为思想家,巴金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一生在苦苦思考着许多关于社会人生的重大问题。他将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以追求人类全体的幸福、促成人类全体的解放、扶助人类人格之完全的与自由的发展为最大目标,具有强烈的终极关怀精神;他希望建立一个万人安乐的社会,消除贫富差别,主张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社会财富的权利,万物为万人所有,希望每一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表现出一种世俗的人文关怀精神。这种终极关怀与世俗关怀合一的人文精神,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已经被放逐,人们一切向钱看、只关注个人名利、追求物质享受,理想、信仰正在渐渐远离我们,正因如此,巴金的这种理想追求才显得弥足珍贵。在欲望泛滥的社会中,我们应何为?巴金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作为知识分子,巴金有着高尚的道德人格。他信奉互助、正义、自我牺牲的道德观,主张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来实现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统一,处理好个人的自由、权利、主动性与共同的利益、大众的福祉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有着清醒而冷静的大脑,在早年激烈地批判封建社会的道德礼教,在晚年猛烈地批判“文革”的封建愚昧思想,在假话、套话盛行的年代,他站出来提倡说真话,并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告诉人们说假话的严重危害性。尽管有人称真话并不等于真理,但真话是真理的基本前提,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如果真话都不存在,何来真理?晚年的巴金在竭力地清除人们头脑中各种习以为常的愚昧麻木的思想,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好像有点小题大做,但在当时的年代里却具有醍醐灌顶的启蒙效果。他继承了鲁迅等“五四”新文化先驱者的优良传统,将“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传承下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时期的现代文化建设连接起来。在他的身上,体现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客观、正义与良知,可以说,巴金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在道德虚无、人格萎缩的今天,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巴金用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作为一个常人,巴金认为自己也犯过错误。在“文革”期间,他与许多人一样饱受摧残与折磨,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后来说当时迷失了自我,说了一些昧心的话,写了一些虚假的文章,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样品格的人无疑认为其人格上存在污点。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却用实际行动清洗了自己人格上的污点,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给我们树立了如何做人的榜样。他不仅冒着政治风险率先对“文革”进行反思,而且通过解剖自我来寻找“文革”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绝大多数聪明人都将“文革”产生的原因(包括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推给林彪、“四人帮”的时候,他却从自己身上来寻找“文革”产生的原因。他勇敢地撕开自己的伤疤,将自己内心中的自私、丑恶呈现出来,对自己当年错误的思想行为进行自责、忏悔,主动地承担自己在“文革”中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与那些将“文革”的责任推给他人、或者得了历史健忘症的人相比,巴金确实要伟大得多。巴金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来反思“文革”的,他不仅希望“文革”的悲剧不要在中国重演,而且希望它不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重演。他对“文革”独特而深刻的反思,使他超越了同时期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与未来。正因如此,他被人们誉为“世纪的良心”、“民族的良心”。

    巴金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他绚烂的生命之花,已经结出了丰硕的种子,并将落地生根,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巴金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思想、人格,将永远留存下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在我们迷茫、软弱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以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