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感情必须倾吐，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我想，除去天赋于个人的气质之外，还是出于那时代的一种性情，这“必须倾吐”几乎是“五四”鲜明的表情。

    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时代。

    这时代里，有着许多许诺，总是由一个年轻人告诉另一个年轻人。比如周冲告诉四凤；或者“过水”的女学生透露给潇潇；再抑或是涓生和子君一同憧憬；还有觉慧和鸣凤……结果都是不成，非但没有拯救，反面使其更陷于无望。但是我们决不能将这看作轻许，它无疑是严肃和郑重的，并且许诺者寄予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巴老，您，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您不说，可是有您在，那时代就横陈在我们中间，携着它的声息，它就是可以追溯梭行，可用来教育我们，不许忘记责任。有您在，还不止是这些，更是———您标识出由那时代出发，路经的种种关隘。

    那时代里，有一些人，就好像得了忘乡病，纷纷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走出来。沈从文从湘西走出来；萧红从呼兰河走出来；丁玲去往延安；郁达夫游走南洋；您，走出巴山蜀水。这大约是出于一种朦胧的本能，要挣扎出灰暗的宿命，像您说的：“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这苦闷的生活经验，却没有让您变成《寒夜》里那个委琐的小知识分子，而是养成一种激昂的性格：“我有感情必须倾吐，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我想，除去天赋于个人的气质之外，还是出于那时代的一种性情，这“必须倾吐”几乎是“五四”鲜明的表情。多少压抑着的痛楚被清亮的歌喉叫嚷出来，然后期许着幸福。就像是一个从未享受过幸福的人所期许的一样，我觉得“五四”描绘的幸福景象多少带有空想成份。鲁迅先生的小说《幸福家庭》里面，那个写作的青年所勾勒的安乐，很快就被“白菜”的现实击破，是不是就指的这个？而即便洞察如鲁迅先生，大约也不能料及，“五四”的理想在后来几十年里的遭际。

    后来，您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这种“错”源于“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于是，自一九四九年后，您没有写作出更多的小说。这检讨何止是在艺术规律，您在《随想录》中写到无数次的批斗会上，您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记录造反派的批判词，然后再交上“思想汇报”，您是这样说：“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这心情很奇异地保持有“五四”的纯真，那就是您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旅途随笔》中的一句话：“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您，你们，一整个“五四”，就是如此急迫地要将自己献出去，献给你们期许过的、乌托邦式的幸福，不惜屈抑和压缩自己，但等发现这种收缩已经伤及你们信奉的理想，猛醒过来，你们便不留情地指向了自己。您用了一个词，“奴在心者”，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是极痛的。再后来，您说到了丹麦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巴老，您是不是想做回小孩子，直率地说出一个简单的真理？然而，事情就是这么不顺遂，我们走过这么长的路，吃这么多的苦，才又贴近理想的初衷。可是在您，这理想依然保持着鲜活，您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相比较，我们却好像是倦怠了，不知是急于成熟导致的早衰，还是———我以为多少还是另有一种时代病症，冷漠在侵蚀我们的性格，我们好像羞于那么热情了，觉得所有的希望都不免是幼稚的。而，只要您在，就可以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颓唐。

    其实您已经说了很多，可我们都是不警醒的懵懂的人，又被今天的时代惯坏了性子———今天，时代渐渐地有些接近你们的期许，人们自由地恋爱，思想，和写作，对幸福的憧憬也渐渐合乎现实。可是，我们难免忘了来历，忘了先行者的牺牲；我们摘取前人思想的果实，将内瓤耗尽，空壳留下；我们自大地以为进步是从我们开始的，因为局限在自己的视野里，便觉得自己的生活最合理。那也是因为您在，我们才可能放心地任性地去背叛，去割绝，不必忧虑传承中断，无往可继。现在，我们要孤寂了，那一个时代逐渐成了追忆，没有依傍，要由我们独自担纲起自己的日子。我们能担纲得起吗？我们能像您那样自省，以告诫来者？我们孱弱的精神能承起您的热情，以传给来者？

    我看见过鲁迅先生出殡的照片，您为先生抬棺，您是那么年轻，而且幸运。今天我，早已过了您为先生执绋的年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样的幸运，就是为您执绋，送您！

    2005年10月1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