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在拓展中攀升

吴文科

　　21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对于中国文艺之一翼的曲艺事业来说，随着20多年国家改革开放的辉煌创造，特别是近10余年来的历史性跨越，自身的发展同样成绩骄人。虽然还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但面对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召，回望10余年来曲艺事业走过的里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曲艺事业，是在不断拓展中逐步攀升的；具有极强民族特色的曲艺艺术，在新世纪建设先进文化的伟大创造中，是大有可为的。

　　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与热切关心，是曲艺事业蓬勃兴旺的重要保证。从邓小平和陈云同志分别给首届中国曲艺节题写节名，到江泽民同志给第二届中国曲艺节题词“弘扬民族文化，繁荣曲艺事业”，再到政府文化部门主办的“文华奖”等将曲艺节目纳入评奖范围后对各地曲艺工作的有力推动，包括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中国相声节及电视相声大赛等活动的举办，就是有力的证明。

　　广大的曲艺工作者更是积极主动地将自己的工作融入伟大时代的伟大创造。在改革的洪流中挺立潮头，主动出击，面向市场，迎接挑战。将艺术的根须和生存的土壤，紧贴人民群众的需求，深入广大的农村。他们发扬曲艺演出简便精干的特色与优长，化整为零，深入基层。在全国表演艺术团体的改革中先行一步。苏州评弹团、成都曲艺团、广东音乐曲艺团等基层曲艺表演团体，通过自身体制的改革，已然成为各地发展曲艺事业的专业龙头。许多“曲艺之乡”和“曲艺城”的相继申请与命名，表明各地已将曲艺艺术作为他们的文化品牌来经营。曲艺艺术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曲艺与港澳台地区及国外的艺术交流，也日趋频繁和广泛。不仅为促进各地的对外开放贡献了力量，而且在促进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同时，积极发挥着心灵桥梁和精神纽带的特殊作用。

　　虽然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重要的曲艺品种如相声等的创演低迷不振，在电视等新媒体上大有用武之地的评书评话后继乏人，相当一部分地方曲种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但全国曲艺的整个艺术格局，总体上呈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大城市的曲艺表演团体尽管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换中相对困难地摸索前进，但深厚的艺术传统和高水平的创演队伍，使得这些团体仍然属于中国曲艺艺术生产的排头兵。

　　电视媒体的崛起为曲艺的展演传播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极大地刺激和推动着曲艺艺术的现代创演。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坛》栏目广受观众喜爱，就是曲艺艺术魅力独特的一个深刻注脚。而几乎所有电视台都开设的电视书场栏目，为曲艺与现代媒体的互动发展，展示着广阔的前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更为民间曲艺的自觉发展带来了希望和机遇，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广东地区的许多民众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致富之后纷纷自发组成曲艺社团，自筹资金购置活动场地和演出器材，并且往往一投就是几万十几万。他们热爱自己的乡土艺术，也舍得花钱投资令自己醉心着迷的艺术活动。东北地区的许多乡村二人转演出班社，更是挺进城市，坐场营业，在给城市市民带来原汁原味的乡土艺术享受的同时，大把地赚取着自身所希望的经济收益。而江浙沪地区的许多专业苏州评弹演员，在体制改革的促使和听众市场的召唤下，演出市场从城市向乡村扩展，常年累月地“跑码头”说书，既丰富了当地人们的文化生活，又锻炼和提高了演员的书艺，更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虽然有些民间演出需要规范和引导，但各地普遍兴起的自发曲艺活动，则从一个侧面表明，根植于民族沃土的曲艺艺术，在新的世纪里充满了无比的活力。

　　史论研究是整个曲艺事业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余年来，随着许多国家级曲艺艺术科学研究项目的立项、启动和陆续完成，这一状况有了历史性的改变。

　　盛世修志。《中国曲艺志》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立项启动，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编纂，并于90年代初期逐步完成并陆续出版的国家社科研究重大项目暨艺术科研重点项目。这两部由罗扬和孙慎分任主编的大书的启动编纂，与同时立项编纂的其它8套艺术集成志书一道，被誉为“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长城工程”。两部大书的编纂，不仅对中国几千年曲艺文化的家底进行了全面的普查与系统的整理，而且对曲艺艺术的悠久历史与深厚传统进行了科学的追溯与深入的掘发。为未来曲艺的健康发展和继承创新，提供了丰赡的滋养和科学的启迪。其价值与意义，将随着整个工程的最后完成和时光的逐渐推移，日益显示出来。

　　许多重要的部门和个人著述，如罗扬主编的《当代中国曲艺》、倪钟之编写的《中国曲艺史》和吴文科著述的《中国曲艺通论》等，在填补曲艺史论研究某些空白的同时，或为新中国曲艺及整个中国曲艺的发展脉络进行写照，或为曲艺艺术的基本理论进行奠基，属于曲艺基础史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一些具体曲种和地方性曲艺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吴宗锡主编的《评弹文化词典》，周良著的《苏州评弹史》，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合著的《中国相声史》，王兆一、王肯合著的《二人转史论》等，属于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这些成果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原创性、开拓性和科学性。资料的丰赡、方法的科学和立论的公允，不仅在填补了诸多空白的基础上拓宽了曲艺研究的学科领域，而且在总结并超越既往成果的同时提升着曲艺研究的学术品质。从而为中国的艺术科学在过去10多年的大发展和大跨越，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侧影。

　　曲艺的艺术教育，长期以来靠的是师傅带徒、口传心授。集约性的学校教育起步很晚。20世纪60年代和改革开放以来，除相继建立的苏州评弹学校和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两个中等专业级的曲艺学校之外，曲艺的艺术教育一直落后于事业的发展。而曲艺在新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又不能没有高等级艺术教育的支撑。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逐步加快，曲艺教育的发展条件日趋成熟。在市场经济的催生和社会需求的带动下，一些办学条件相对较好的艺术院校，开始尝试着在成人教育序列中，探索开办有关曲艺的高等级专科教育。比如中国戏曲学院就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联合开办了“曲艺大专班”；中央戏剧学院则开办了“相声创作表演大专班”。一些地方的省级或地市级艺校，也陆续试着开办曲艺创作表演的中专班。方兴未艾的高等级曲艺艺术教育，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前景也会十分美好。

　　曲艺界的良师益友陈云同志生前对曲艺事业提出的希望是“出人出书走正路”。世纪之交的中国曲艺及其发展已然表明，陈云同志的希望正在变为现实。经历了20世纪的洗礼与变革，特别是近10余年来的开拓与创新，曲艺在新世纪的发展无疑拥有坚实的基础。相信在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辉煌交响中，曲艺艺术将奏响更加雄浑壮丽的乐章。

来源 2002年11月8日 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