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百年来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道路，在几代话剧人矢志不移、痴心无悔的追求中，终于从几人为之的“舶来品”、贫血弱小的“外来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品格，获取了自己特有的魅力，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在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启蒙、革命、战争和建设中，在培育大众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素质，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和艺术情趣的进程中，留下了不会磨灭的身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百年来，中国话剧导演艺术在几代导演的前赴后继、薪火相传中，从无到有，从稚嫩渐趋成熟：从最初文明戏极其简陋的舞台处理，到今天丰富艺术手段的综合完整创造；从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奠定基础，到对布莱希特戏剧观和众多戏剧、导演流派的吸纳运用；从单一的写实、再现的美学处理，到写意戏剧观的提出、实践和对表现美学的兼容；从对话剧民族化的建设、坚持，到对话剧现代化的追求、革新；从对现实主义的历史选择、现实坚守，到驰骋于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样化创作的无边疆域……导演们的一路虚心学习，一路用心变革，一路潜心继承，一路苦心创新，尽心尽力地担负了应担负的责任。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由于时代意识的进步、国际意识的拓宽、人文意识的加强、创造意识的觉醒，以徐晓钟、陈颙们为出色代表的导演群体，与众多优秀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舞台美术家、戏剧评论家一起，共同塑造了既具有中国作风、民族气派，同时具有时代气息、世界气息的中国话剧现代形象。

如果说已经走过的百年之路艰辛曲折，那么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新百年之路也绝非轻松坦途。胡锦涛总书记“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的谆谆教诲，对于中国话剧和从事话剧事业的我们同样是那么的重要。中国话剧在它前八十年被誉为“人民大众艺术”，上世纪九十年时被称之“精英小众艺术”，百年之际已有迹象要成为“边缘化艺术”……难道话剧真的不为人民大众所需要了吗？难道她真的无力承担曾经担负过的光荣使命了吗？答案当然是：不！

以我导演的话剧演出为例。《青春禁忌游戏》在三部委组织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中深入甘肃、陕西、重庆的大学，所到各处受到莘莘学子们极其真诚热情的隆重欢迎；场场满座、爆棚的学生观众让我们心跳加速；每场演出之后与他们交流互动，近两千人的大厅里没有一位退场；交流时间从半小时延长到一小时、一个半小时；交流的内容从民族、国家、人生意义、理想精神直至个人心灵、思想、情感的隐秘深处；学生们流着泪追着车送行我们，一遍一遍地对我们说：希望你们再来！希望你们知道我们多么盼望能多看到这样的话剧！希望你们知道我们多么渴望美好精神和高雅艺术的滋润！我们深深体会了话剧艺术工作者的价值和被需要被尊重的感动。但我们也面对这样一个事实：98％以上的大学生从未看过话剧。再如陈颙老师导演我继任导演的话剧《立秋》，三年时间在十几个城市演出二百七十余场，深受人们喜爱。难忘的是在台湾岛国父纪念馆的六场演出：各层面观众纷至沓来，观剧时泪水涟涟，谢幕时掌声雷动。我深知是剧中同根同脉的民族的命运兴亡、民族的精神意志、民族的道德操守、民族的文化情趣，凝聚了同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心。在两岸相隔的今天，这一切是多么难得宝贵啊！还有，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活动中，我的“战争三部曲”参加了国家话剧院的专题纪念演出，用话剧这一充满感性体验和理性思索的艺术形式，鲜明表达了我们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坚定意志和强烈心声！我的创作实践和切身体验让我坚信：今天的中国话剧是人民大众真诚需要的；话剧是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的；话剧在党的事业、人民生活和中华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壮举中，一定会继续起到重要作用！

针对目前话剧创作现状和长远发展，我以为有两点是需要引起重视的。一、“还以生命，再论命运”。面对从未有过的商业化大潮，面对“泛娱乐”文化的泛滥，话剧必须保持自己滚烫的生命热度、激情，真诚拥抱前进的时代，坚持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坚守严肃的艺术理想与良知，敢于直面现实、直面真实，勇于思想、探索真理，话剧必须关心时代、社会，否则时代、社会也不关心话剧。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只有与时代同步，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二、“以人为本”是金科玉律。“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是话剧创作发展的金科玉律。马克思说过：“我们拥有所有的财富，然而我们是贫乏的。因为我们所有很多，而我们所是很少。问题的关键是，人是什么而不是拥有或使用什么。”话剧的要义和力量所在，恰恰是探索、发现、求解、表现人的“所是”，要扣住“戏剧是人学”的命门，让我们真正拥有温暖的人文关怀！像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所阐述的：“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