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戏剧百年，引发的话题很多。百年来，中国戏剧从无到有，从一种“舶来品”到植根于中华大地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样式，这期间凝聚着多少仁人志士的心力和才智！如从戏剧运动的角度对中国戏剧百年的历史进行总评，它的业绩是辉煌的。针对中国戏剧的主流线路而言，一种外来的艺术样式，刚刚引入中国还处于学步阶段，就把自己融入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之中，从早期的“问题剧”，30年代的革命戏剧，左翼戏剧，后来的抗战戏剧，到建国后的“为政治服务”，一直承担着社会教育的重任。

百年纪念，见仁见智。我想，就中国戏剧艺术事业而言，纪念过去，应该是为了直面现在和构建未来，这正是戏剧人的历史责任所在。每当意识到这样的责任，我就不禁想起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过的一句话：“人如果不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和他过去的局限，他就不可能塑造未来的形式”（《人论》）。我感到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亦是如此。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对过去的局限的反思。应该说，在经济领域，我们所做的反思是认真的、深刻的，正是一次次的反思，把我们从偏见、狭隘、盲目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为不断求取更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与经济领域相比较，这种反思精神在戏剧领域要少得多。戏剧百年的历程，固然成绩辉煌，但问题也多，有得亦有失。在缅怀过去业绩的同时，我们应该直面过去的局限和现在的问题，认真思考我们缺失了什么。这不仅是戏剧史学的任务，也是我们全体戏剧人的职责。

说到反思，我想重提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我们都应记得，中国戏剧自50年代起，在“为政治服务”这一总方针的导引下，每年创作、演出的剧目数量相当可观。正当戏剧界为自己的成果自满自得之时，周恩来总理在1961年的一次大会上却给戏剧界敲响了警钟，他指出“话剧不能被人接受”，原因在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他呼吁戏剧界认真研究艺术规律（《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当时正在读研究生，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是，此后每当重温周总理这振聋发聩的警示，心情总是难以平静。戏剧是一种艺术，而从事戏剧艺术事业的人却不承认艺术规律，不研究艺术规律，这岂不是失职！法国荒诞派剧作家尤奈斯库针对戏剧人的职责曾经说过：“如果戏剧注定只能给哲学、神学、政治或儿童教育派用场，且不论它的功效如何，那么它本身的职责何在呢？”（《戏剧经验谈》）。戏剧人要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也要承认、研究艺术规律，不研究戏剧艺术的基本规律，就会导致戏剧艺术自身品格的遗失，也就是戏剧本体的遗失，而这正是我们过去的局限所在。

进入新时期以来，面对观众流失的巨大压力，人们感悟到戏剧艺术本体失落造成的种种问题。从80年代开始，中国戏剧在追求自身独立品格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努力，在剧本创作、导表演艺术、舞台美术以及理论批评等等方面，都显示了艺术创作的活力。令人高兴的是，这种努力在今天仍在支撑着中国戏剧在复杂的环境中向前行进。然而，在纪念话剧百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作为话剧人，我们对自己的职责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着眼于戏剧艺术自身的品格，进一步思考戏剧的职责，我们会想到这样一句话：戏剧艺术以人为对象，以人自身为目的。这已是戏剧界认同的一条原则。可是，面对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总方针，我们应该对这一命题进行更深层的思考，把它进一步具体化。我的理解是：“以人为本”是针对各行各业提出的总方针，目的在于把各行各业的职责提升到“以人为本”的高度。那么，戏剧作为一种特殊行业，又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职责？比如，作为戏剧的对象，应该是什么意义上的人？如果说戏剧的对象是人的内心如何向外发生作用，那么，在戏剧艺术中，人们的动机应该具有感性的丰富性，应该折射出灵魂最深沉、最多样化的运动。在这一意义上，戏剧不应满足于把人异化成政治原则、道德原则的载体，也不应局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抽象物，甚至也不能满足于一个以思想为主体的人。人们常常把“终极关怀”作为戏剧的使命，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戏剧以人自身为目的，指的是要超越从属于政治和经济之类的短视的功利观，承担起重新塑造人的感觉方式与构成，人的情感方式与构成，也就是参与人格与素质的重建，以此达到对人的全面的人格与素质能力的培育。这一使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去年，教育部开始实施一个新的举措：在普通高校开设公共艺术课，作为所有学科、专业的本科生的限定性选修课程，其中包括戏剧鉴赏课。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把高校毕业生培育成具有艺术素质和完整人格的现代人。那么，我们创作和演出的剧目能够真正成为鉴赏的对象并完成这样的使命吗？

在纪念戏剧百年之时，在“以人为本”这一口号的召唤下，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神圣职责具有更高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