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话剧已走过整整一百年的风雨历程。一百年来，话剧这朵来自异国的“舶来之花”，浸染了东方艺术的芬芳，在中国的土地上傲然盛开。她来到中国舞台上，与中国的民族精髓和中国传统文化日渐融为一体，伴随着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而不断成长，成为表达中国民众心声、具有强烈感染力和战斗力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作为从事话剧艺术七十年的一名演员，我深感无尽的幸运、幸福！

1937年秋，我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江苏淮阴，参加了党领导的“长虹剧社”，以话剧表演为武器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从此，我就与话剧结缘，并以此作为了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1938年8月在武汉，我又加入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抗敌演剧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11年的时间，我从初中二年级的一个14岁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党的话剧战士，我们的演剧队也辗转于山区平原之间，走遍了湘江、赣江、漓江和长江。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启蒙老师们——舒强、张水华、赵明、沙蒙等等，他们教我读书，在行军途中还给我做辅导。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学习了“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还学习了莎士比亚和古希腊悲剧；他们给我排演了《国破家亡》、《木兰从军》、《人命贩子》等话剧片段，让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话剧，什么是话剧表演艺术。1942年，我被借调到桂林的新中国剧社，排练和演出了田汉先生创作的《秋声赋》，并有幸遇上了老戏剧家瞿白音导演，在他导演下我演出了《秋声赋》、《大雷雨》、《钦差大臣》、《名优之死》、《日出》等。他在我这个未满二十岁的青年演员的表演中耗费的心力令我终生难忘。

话剧这个名字是戏剧家洪深先生命名的。洪深是我国第一个留学美国学习戏剧的人。他给我排演了《再会吧香港》，此剧是写一批在香港工作的著名文化人斗争的经历，演出第一天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禁演，洪深先生当场发表了言词激烈而又有理有节的演讲，并请全体观众退票，结果是全场掌声雷动，无一人退票。后经交涉，将剧名改为《风雨归舟》，剧情原封未动地演出了。洪深先生还为我排演了由田汉编剧的《丽人行》，田汉老为此戏的演出写了一首感人的五言诗：“举世争和战，全民迫死生，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此戏1947年在上海演出了四十多场，引起极大的轰动。我在洪深先生导演的两个戏中，懂得了体验与体现的表演体系，克服了单纯体验的自然主义表演方法。

20世纪50年代，又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听从党的召唤，我们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集合到北京人艺的大旗下，在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在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同志的领导下，开始了对中国话剧艺术的悉心探索和艰苦创业，跟随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梅阡——北京人艺著名的四大导演，继续着对话剧事业的不懈追求。他们开创奠定了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创造了中国近代话剧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在这四位导演的指导下我获益匪浅。他们各具自己的风格特色，特别是焦菊隐先生，1957年起，我相继出演了由他导演的郭沫若的三部历史剧——《虎符》、《蔡文姬》和《武则天》，通过这三个戏的实践，我学习到焦先生精心追求话剧民族化的思想方法。

焦菊隐先生不仅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他还醉心于如何将中国戏曲的精华运用到话剧中，把它同斯氏体系融合，打通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此外，焦先生还要求我们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并提出了“心象学说”，他赞成“内心体验”，“逼真地再现生活”，注重演员的自然表现，强调演员要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排演《龙须沟》、《茶馆》的过程中，他带头组织演员到生活中去学习、观察、体验，严格检查演员体验生活的日记，要求演员必须有真实的内心感受，这是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发展和丰富，其艺术成就和艺术实践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话剧百年之际，我万分怀念这些戏剧前辈和同事们，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作了众多经典剧目，他们用自己的成就铺就了中国话剧的探索之路，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培养了几代话剧人。今天，他们有的已经离开我们，但他们的艺术魅力永驻，他们的精神永远年轻！回首往事，我们这些曾经年少的后来人在经历过种种磨难后，伴随我们所热爱的中国话剧一起迎来了百年华诞，激动心情难以言表。如今，我们这些人虽然告别了排练场和舞台，但我们的心永远和中国话剧在一起，我们永远是话剧人，我们愿在有生之年再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共同迎接中国话剧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