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中国话剧百年诞辰之际，结合多年来的创作实践，我重点就主旋律题材的创作谈几点体会。

一、选取普通人视角，解读人性中的崇高

主旋律题材的作品，一般情况下是写英模人物的“命题作文”。对于搞创作的同志来说，可能是个很头疼的事情，有些人不愿意接触这类题材，甚至有厌烦情绪。在我从事创作20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并上演了19部戏剧作品，其中写英模人物的14部，很多人开玩笑地说我是写英模的“专业户”。其实，写英模人物和写普通的平凡百姓对于主旋律创作而言并不矛盾。英雄人物固然有他们超越普通人的情操和思想境界，但他们同样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党员，他们也是由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普通党员都有着崇高的品格，正是他们这种崇高品格代表着我党的先进性。这不是表面的、浅显的先进性，而是深化的先进性，它反映了人性深处的崇高。所以，他们崇高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才会令我敬仰，我对共产党人的信仰也从理性的思考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什么他们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自己的血脉融合到党和人民的身躯，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党的事业之中？为什么他们能生活得那样充实，那样无私，那样光明？于是，自然归结到人应该怎样活着？人的理想是什么？人的生命怎样才能更加壮丽？因此，我们的文艺创作就应该热情歌颂伟大时代中的先进分子，就应该把他们无私的境界展现在公众面前，就应该让那些充满理想、激情、感召力、震撼力的生命过程来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

二、贴近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传统

及时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是话剧的一贯传统，民族风格与现实主义传统是中国话剧不变的精神追求。现实主义品格是主旋律创作最本质的东西。对于生活来源的认识，我认为写生活不是目的，而主要是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主旋律创作才能深入地影响人生。这就需要我们的创作要贴近生活、观察生活、深入生活。1983年，我在魏敏同志带领下创作《红白喜事》，原本也是“军民共建文明村”的命题之作。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收集到不少小故事，按以往可以搞一个比较热闹和好看的剧本，但这样仍然会流于一般化、表面化、概念化，缺乏生活的真实和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于是，我们来到魏敏同志的老家，在农家的炕头上，我们听到看到了那些农民真实的生活故事。于是，在我们思考的范围里，不仅是对现实，更多地是对中国农村千年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反思，是对今天新农村、新农民在旧思想、旧文化与新思想、新文化的冲撞中，保留什么、改变什么的思考。这次创作为我在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积累人物形象、学习人民群众语言、把握戏剧结构和思想深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把握时代脉搏，开掘情感力量

把握时代的脉搏，立足灵魂的启示，把思考的根子扎在坚定的政治信仰上，用感动自己的作品去感动观众。我在创作话剧《黄土谣》时就有这样的体会。《黄土谣》的创作并不是命题之作，我也没想到我最终写的是一部标准的主旋律话剧。为什么？因为生活原型把我真正感动了。当那个夜晚从电视上看到关于宋先钦还债的故事时；当喝完湖南人自己酿制的米酒、昏昏欲睡地躺在宋先钦家冰冷的木床上时；当我守着一盆炭火面对宋先钦这样一个50多岁男人的失声痛哭时……我的心真的被震撼、被感动了。宋先钦带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他是当代中国社会中最底层、最普通的一个农民，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他不过是欠债还钱，并没有什么舍生忘死，更没有对国家做过什么重大贡献，他的所作所为是极其平常的……所以，他并不高大，他所遵守的不过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当这种感动逐渐积累，便产生了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就是我的创作初衷。目前，这个戏已经演出了137场，有人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地上最后的道德神话……”有人说“看完这部戏以后，引起了灵魂的震动和对心灵的拷问……”有人说：“主旋律题材的戏就应该这样写。”还有人问我，这结果我是否始料不及？我的回答是：不！因为我心中早就堆积着赞美壮丽人生的愿望，鼓荡着歌颂崇高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