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亲切会见“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时指出，100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话剧艺术工作者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同步伐，创作了一批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的舞台形象，为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勉励广大话剧艺术工作者，为繁荣我国话剧事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中国话剧的生存现状，深入领会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今天，我们特刊发此文。

中国话剧走过了一百年的风雨历程，在其百年华诞之际，全国话剧人举办了多项纪念活动，31台近年新创优秀剧目在北京竞相登台，32台话剧经典剧目在全国巡演。话剧人期盼曾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一度风靡天下并成为全国性大剧种的话剧，能够在沉寂已久之后重振雄风。

回首百年，话剧的辉煌与成就已成追忆，由于以电视为首的大众媒体和全社会泛娱乐化的强势挑战，话剧出现了剧本难觅、观众锐减、剧团萎缩的趋势，部分话剧院团名存实亡，景象堪忧。进入新世纪，这一困境，就全国整体而言，未有根本的扭转。因此，当话剧跨越百年之际，寻求话剧摆脱困境继续发展之路成了最现实最重要的课题。

困境：“剧本荒”成发展软肋

综观百年中国话剧，其繁荣与辉煌总是伴随着一批优秀戏剧文学家的出现，欧阳予倩、洪深、田汉、曹禺、老舍等杰出艺术家，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留下了众多不朽之作。

但近年来话剧界一直为找不到优秀剧本而苦恼，尤其是原创戏剧文学的创作出现了停滞、滑坡甚至是危机，导致近年来话剧新创剧目质量不高，难以成为久演不衰的精品。于是不少剧院只好搬演外国剧目或复排保留剧目，如北京人艺，大半是进口剧和复排郭、老、曹的经典剧目；成立5年的国家话剧院，也是以排演外国戏为主。目前，国内话剧界不乏优秀导演、优秀舞美设计师，但他们得不到优秀剧本，成了“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成了“装潢能手”，因而很多剧作形式大于内容，专家不满意，观众不买账。

曾创作出优秀话剧《父亲》、《矸子山的男人女人》的剧作家李宝群说，当代戏剧文学正处于一种“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来”的窘迫境地。所谓“上不去”是指当下的戏剧文学尚不能达到世界一流文本的水平，较之国外同时期的《纪念碑》、《青春禁忌游戏》、《哥本哈根》、《怀疑》等优秀之作，我们的剧作在深度反映所处的时代生活、反映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方面有着明显的差距，说明有功力的剧作家寥寥可数。所谓“下不来”，是指剧作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容易“小富即安”了，不能下到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去，不能沉潜到生活的最深处、最深层去体察人心人性人情，满足于小的成功，满足于用已有的积累、才华、经验去闭门造车。不少原创剧作都显小家子气，单薄、肤浅、急功近利，不深刻不厚实，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的生命体验，不能真正打动人心震撼人心。

话剧创作队伍的流失似乎让话剧人无可奈何。上世纪80年代戏剧界曾有过一支强大的编剧阵容，除老一辈剧作家外，北方出现了李龙云、刘树纲、苏叔阳、郭启宏、中杰英、王培公、刘锦云、何冀平、孟冰、杨利民、郝国枕、李杰、车连滨，南方有宗福先、马中骏、姚远、沈虹光等一批很有实力的编剧，这批剧作家铸就了中国话剧上个世纪80年代的辉煌。而90年代以后这批剧作家走的走、退的退，如今留在剧坛坚持创作的已经不多了。其中一部分有相当写作水准的编剧转向影视剧创作，而这20年间及时补充进编剧队伍里的年轻剧作家很少，优秀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话剧编剧队伍就那十几条“枪”十几个人，新生代编剧作为一个“群体”没有及时涌现出来，加之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造成创作者的创作心态普遍浮躁，一心多用，文本创作质量普遍不高。

分歧：是大众艺术还是小众艺术

中国话剧有着光荣的传统——战斗性、民族化和现实主义以及吸纳创新的能力，使之百年来佳作不断，辉煌时连影视都不能望其项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元化娱乐形式的出现，话剧这一艺术形式阵地日趋萎缩，因而有从大众艺术转化为小众艺术的趋势。对此，几乎与中国话剧同龄的93岁的著名导演欧阳山尊认为，戏剧应该回到大众中去，不能站在大众的头上指手划脚、自命不凡。如今有些戏，观众看不懂，还美其名曰“探索”，这不是大众化而是“化大众”，戏剧脱离了观众是没有生命力的。

原中国剧协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说，话剧特质之一是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群众，反映现实生活相对敏捷、迅速，这是这个外来剧种能够在神州大地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如今话剧不景气，在于脱离时代、脱离群众。他希望话剧人能够深入生活，创作出反映时代的精品佳作。

但学者邹红认为，话剧以前由于其反映现实社会方面的便捷性、直观性，而成为思想文化启蒙的有效工具，因此话剧自然被定位于大众艺术。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作为更快捷、更普及的传播媒体，较之话剧有着更强的宣传功能，同时也较话剧更富娱乐性，这自然更能吸引观众，尤其是对那些文化水准相对较低的人来说，电视、电影完全可以替代先前由话剧承担的若干用途。另一方面则是话剧观众自身文化水准和欣赏趣味的变化。与以前的观众相比，如今的观众不只是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视野的渐趋开阔，他们的欣赏眼光也更为挑剔，这些都对话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话剧观众人数的锐减其实是十分正常的。话剧已不再是最流行的宣传媒介和最大众化的娱乐形式，而趋向于高雅化和精致化。

有人把话剧观众的流失归咎于实验话剧的出现，但著名导演徐晓钟认为，实验话剧把一些离开剧场的年轻观众又拉回到剧场中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固定观众圈，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也承认有的实验性演出，编导者对西方现代戏剧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方法缺乏研究、鉴别，未能以“我”为主进行消化、融解，这种“借鉴”往往也会使群众疏离话剧。

被誉为“巴蜀鬼才”的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曾指出，如今已不是戏剧的黄金时代，戏剧人应端正心态，不要奢望所有的人都会走进剧场看戏。

记者也看到，话剧百年之际，老一代话剧人对话剧充满感情，但年轻演员却忙于拍影视赚钱，少有年轻演员出席话剧纪念活动。于4月6日起在京举行的优秀新剧目展演中，尽管实施了低票价，但观众仍不是很踊跃。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话剧远不如电视和网络来得直接和便利。看来，话剧要想再次成为大众艺术，还有一条很艰苦的路要走。

思考：如何更积极地面对市场

当各式各样的“哈姆雷特”在话剧舞台上高声吟诵着“生存，还是毁灭”时，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话剧艺术也同样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严峻局面。

就全国而言，目前只有京沪两地话剧市场还算正常，其他地区都很艰难。北京话剧院团众多，目前最火的是北京人艺，其优势是有一批铁杆观众，有相当一批数量的优秀保留剧目，如《雷雨》、《茶馆》等，而且北京人艺自己有三个剧场，可以同时上演不同风格的剧作，艺术创作和生产都处于良性循环。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也有自己的剧场，并且根据剧目多元化的理念，能够适应不同演出市场的需要。近几年，《商鞅》、《正红旗下》、《艺术》、《长恨歌》等剧以较高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水准得到评论界与观众的共同肯定，剧院在这些剧目的资金保障与人员配备上都调集了最大的力量，保证了剧院的艺术声誉。同时，话剧艺术中心也十分重视商业话剧的市场开发，演出上海特有的“白领话剧”。这类话剧又称都市时尚话剧，大多是小成本、小剧场作品，题材主要写白领青年的情感生活，写他们的爱情、婚姻、婚变、婚外恋、情感困惑与向往，写他们的事业追求、工作压力、生活挫折与人生体验。由于内容与演出方式的亲切感，这些作品很受白领青年观众的喜爱。虽然这类作品有不少属于快餐文化，但也有相当不错的作品，如《WWW.COM》，既有时尚性，又有较好的艺术水准，评论的反馈与票房都很好。

在京沪两地，还出现了一些明星加盟的带有“玩票”性质的演出，票房与轰动效应成了唯一的、心照不宣的动机。李默然曾指出，明星玩票救不了话剧。

辽宁人艺则以贴近时代的剧目来赢得市场和观众。在没有剧场的情况下，近30年来演出23部大型话剧，其中农民戏5部，工人戏7部，歌颂时代英模人物的戏3部，知识分子与市民生活的戏5部。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把民众奉为上帝，尊为衣食父母，才能使位居东北的辽艺在话剧萧条的大气候下常常出现局部小繁荣。十多年间，每年演一出大戏，大部分超过百场。

戏剧家刘厚生希望以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总结近年改革的得失，制定较长期的全面规划。比如，目前全国共有80多个话剧院团，在今后10到20年内，大致该有多少个？是否应根据市场情况做相应调整？此外，票价制定是否合理？有待进行市场调查。

舞台美术家薛殿杰则主张实行保留剧目轮换上演的演出年制。他解释说，所谓“演出年制”，是欧洲大陆国家剧团行之有效的一个机制。演出团体要在前一年作出下一年度剧目的演出日程安排、财务预算。一年中，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每天要换一个剧目，每周贴出下周的演出海报。这就要求剧团要有足够的保留剧目来支撑，只有演出优秀剧目，才能锻炼和提高导表演和舞美设计的水平，才能培养和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目前很多话剧演员都在参加影视的拍摄，如果剧团不实行演出年制，就无法协调这一矛盾。实行演出年制，还有利于剧目的宣传和票务的营销。可以组织观众之友会员制，预售年票、季票、月票等各种套票。实行保留剧目轮换上演制是需要一定硬件条件保证的，首先剧团要有一个自己固定的剧场，有了演出场所，就会形成一个稳定的观众群。像我们目前这样，临时找剧场、定日程、安排演出，给售票带来很大的困难。薛殿杰希望，有条件的剧院能实行演出年制，就像京剧院团那样，总有保留剧目演出，以扩大话剧的影响，为话剧赢得更多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