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朱琳几十年来用自己澎湃的激情、精湛的表演技巧营造了一条艺术的画廊，她所塑造的《雷雨》中的侍萍、《蔡文姬》中的蔡文姬、《武则天》中的武则天、《贵妇还乡》中的克莱尔、《推销员之死》中的林达、《洋麻将》中的芳西雅等50多个性格各异的舞台人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欣逢话剧百年华诞，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从事话剧表演艺术70年的朱琳深感无尚荣幸与喜悦。在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对朱琳进行了专访。
参加长虹剧社：演戏从宣传抗日救国开始
“听不少人说，我们这一代人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没挣到钱，不像现在那些明星，个个都成了大款，着实为我们惋惜。但我要说的是，我庆幸选择了话剧，更庆幸赶上了话剧百年。我是一个太幸运的人。”
1923年5月22日，朱琳出生在江苏海州。因为家境不好，朱琳的童年生活非常艰辛。但她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表演天赋，6岁那年，朱琳上小学一年级，校长就让她代表学校参加有很多学校参加的小学生会演。很多小演员都怯场了，而朱琳却非常欣喜有这样演出的机会。她大胆而自信地演出了《苏武牧羊》，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这是她第一次登台演出。1936年，朱琳考上了淮阴师范中学。在学校，朱琳同样成了这里引人注目的小演员。一位老师带着她和同学们开始排练话剧。最先演出的是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
朱琳在学校的时间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不久学校就停课了。朱琳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同学们组织了宣传队，走上淮阴街头，慷慨演讲，唱歌演戏，宣传抗日救亡。当时，淮阴城里驻扎着国民党东北军组成的绥靖公署，公署办了个报刊《时事特刊》，主编是郭维城。郭维城是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党的指示，正筹备宣传抗日救国的长虹剧社。郭维城十分赞赏学生们组织的宣传队，热情邀请朱琳和她的同学们参加剧社。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母亲没有阻拦，朱琳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参加了专业剧团，开始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演剧事业。朱琳参加演出的第一个大戏是谷剑尘写的《暴风雨》，她演女主角。戏在城南公园内的城南大舞台上演。演出非常成功，台上激情演出，台下群情振奋。
朱琳告诉记者，参加长虹剧社，确定了她在政治上的正确道路，使她得以积极投身以话剧为战斗武器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演剧九队的日子：我的战地戏剧大学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战事十分紧张，驻淮阴的东北军奉命撤退。郭维城邀请长虹剧社的十几位同学一起撤往内地，这其中就有朱琳和她的姐姐。尽管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远走他乡，但母亲还是深明大义，同意了她们姐俩的决定。
1938年1月，朱琳参加了抗敌演剧队。“我是一个太幸运的人。”朱琳又用这句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来形容。她说：“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整整11年间，我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先是二队后改为九队）中成长起来。”在那段艰苦而快乐的岁月里，朱琳随演剧九队转战于武汉、长沙、南昌、衡阳、柳州、桂林、重庆和万县等许多地方，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家破人亡》、《木兰从军》、《生与死》、《保卫大湖南》等进步话剧，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主张。她和战友们经常徒步行军深入到穷乡僻壤、部队驻地，祠堂、古庙、村口道旁、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作为演出的“舞台”；在炮声中排练，在子弹的呼啸声中演出。断了电，点起蜡烛继续引吭高歌；受了伤，得了病，照常坚持演出。
这段时间也是朱琳在艺术上不断成熟的时期。朱琳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九队的那些启蒙老师们：舒强、张水华、沙蒙、赵明、许之桥。在他们的指导下，我演出了《家破人亡》、《木兰从军》、《水车转了》等等，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话剧，什么是真正的话剧表演艺术。他们还手把手地教我读书，指导我如何写笔记。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活又是十分艰苦，他们对待艺术是那样的严肃和严格。在做人上，沙蒙曾给我写下几句小诗‘不要灰色，不要桃色，要战斗的鲜红色！’我称当年的演剧九队为战地的戏剧大学！”
新中国剧社：不畏强权毅然演出
1942年秋天，朱琳被在桂林的田汉同志借调到新中国剧社，排练演出田汉的新作《秋声赋》。这是一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的戏。田汉多次为朱琳讲解剧中的人物与主题。一次他对朱琳说：“这个戏的演出，当局可能要找麻烦，你敢演吗？”朱琳当即就说：“你敢写我就敢演……”40年后田汉在写《关汉卿》时，就将此句对话写进关汉卿与朱帘秀的对话里。
新中国剧社是在1941年底由在西南各省的演剧队的部分成员及一些酷爱戏剧、追求进步的中青年组成的。由党的南方局直接领导，是一个纯民营的剧团，其生活上比演剧队还要艰苦，是靠演出的收入维持一切费用，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时，朱琳遇上了老戏剧家瞿白音导演。在新中国剧社两年的时间里，他给朱琳排了五个戏：《秋声赋》、《大雷雨》、《钦差大臣》、《日出》和《名优之死》，还经常在夜晚给她加工细磨，有好几次把朱琳排哭了。他对朱琳苦口婆心地说：“话剧的表演是最难的，你要刻苦钻研，用心体会，珍惜每一次的排练，将来是会有成就的……”说到这里，朱琳说：“我太感激他了。他对我这个尚未满20岁的青年演员，费了很大的心血，寄予很大的希望啊！两年中他给我在表演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3年香港沦陷前，由夏衍同志领着一批香港的文化名人来到桂林，当时由夏衍、田汉、洪深三位前辈突击写了一出多幕话剧《再会吧，香港》，由洪深导演，新中国剧社演出。不料，在首场演出前，几十个宪兵荷枪实弹冲进剧场，齐声高喊“禁止演出……”大家在后台都十分生气，有几个同志要冲出去与之评理，洪深一面劝大家安静，不要冲动，一面走出大幕，向全场观众致敬（当时无一人退场）。朱琳说，他那篇有理有节、生动又充满愤慨激情的演讲，感动并说服了全场观众及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其结果是无一人退票。有些观众还气愤地将戏票高高举起，对着宪兵高喊“我们要等着戏的重演……”果然不到一个星期，经与有关当局交涉，剧本一字未改，只是将剧名改为《风雨归舟》，顺利演出了，而且连续满座一个多星期。
加盟北京人艺：倾心话剧表演艺术的民族化
1950年，朱琳加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主演，演出了《钦差大臣》、《在新事物面前》。1953年转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先后塑造了《雷雨》中的鲁妈、《带枪的人》中的纳佳等20多个人物形象。尤其在历史剧《虎符》、《蔡文姬》、《武则天》中塑造的如姬、蔡文姬、武则天3个历史人物，把戏曲中的优美程式和技巧融汇于角色的创造之中，为话剧表演艺术的民族化提供了实践经验。朱琳说，在这40多年间，在人艺著名的四大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梅阡给自己导演的10个戏中，她受益匪浅。
1954年北京人艺排演曹禺先生名剧《雷雨》，朱琳在剧中扮演鲁妈。《雷雨》由夏淳导演，他要求演员们历史地看待《雷雨》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代生活，不要简单化。要求演员重视体验生活，体验人物复杂的情感。为此，朱琳访问了一些封建大家庭式的人物，也访问了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类似于鲁妈的人物，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素材。她还反复读剧本、体验人物和做小品练习，逐渐加深了对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理解与体会。她对于鲁妈蒙受30年的苦难与屈辱的遭遇，对鲁妈心灵承受过历数不尽的创伤，有了感同身受的体察。这样，鲁妈的形象在朱琳心里逐渐活了起来，她获得了人物准确的自我感觉，从而成功地塑造了这一角色。从1954年到20世纪80年代，朱琳塑造的鲁妈形象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先后共演出300多场。
在郭沫若的《虎符》、《蔡文姬》、《武则天》等历史剧中，朱琳扮演如姬、蔡文姬、武则天三个历史人物时，突出戏曲表演中手、眼、身、法、步的技巧与洗练优美的程式以及戏曲念白的节奏鲜明韵律和谐的特点，使得人物性格的刻画准确细腻，神形兼美，而且同中见异，各具特色。
1959年，朱琳参加了郭沫若先生新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的排演，并塑造剧中主人公蔡文姬的形象。这个角色获得了巨大成功，朱琳深情地说：“在焦菊隐苦心追求、探索、创造话剧民族化的实践中，我领会了焦先生话剧民族化的真谛。”
为了塑造好蔡文姬这个形象，朱琳可谓宵衣旰食。她曾经用功地观摩一系列优秀戏曲演出，向戏曲演员学习戏曲的程式动作。在排演中，朱琳反复地练习，进行艰苦的试验。光是第一幕蔡文姬出场的步态，她就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最后才找到了结合人物当时思想感情的步态——在生活中走路的体态的基础上，糅进青衣及扇子小生的步子。
老当益壮：全身心投入演绎西方经典
1982年到1985年，朱琳的艺术创造又有了重要收获。她连续在3个不同风格的世界名剧中塑造了3个出色的艺术形象，这3个形象就是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中的克莱尔，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中的林达，柯培恩的《洋麻将》中的芳西雅。这是3个不同风格的剧作中性格迥异的外国老太太，要求演员有较高的理解力，能够挖掘剧本的思想内涵，要求演员具备较高的心理表演技巧。
这对朱琳来说又是一个挑战。但朱琳说自己是一个从来都不怕挑战的人，甚至喜欢这种挑战。多年来，朱琳之所以能够塑造出众多具有经久生命力的舞台形象，其秘诀便是全身心地投入，台上的每一分钟表演都是在她付出了百倍的心力和情感之后提炼而成。1983年，60岁的朱琳饰演《推销员之死》中的林达，矗立起她演艺生涯中的又一座高峰：全剧结尾，林达身着黑色丧服伫立在威利的墓前，待人们都离去之后，她缓步向前，徐徐地坐在台口，几乎一动不动地说出那段精彩独白：“我哭不出来……今天我们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但是，人却没有了……”透过她木然的表情，低沉的声调，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在心头撕扯，台下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人们静静地屏住呼吸，戏剧的意境已经远远超越了舞台。
如今，年逾八旬的朱琳依然无法忘情她毕生为之付出的话剧表演事业，她说：“能赶上话剧百年是一生中的幸事，因为不可能再赶上下一个百年。我庆幸我选择了话剧，更希望能够为我国的话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