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下旬，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人艺是将该剧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节目排演的。焦菊隐任导演，朱琳饰蔡文姬，刁光覃饰曹操，蓝天野饰董祀。《蔡文姬》是郭沫若在这年初仅仅用了七天时间就写出的一部五幕大型历史剧，又是特别熔铸了他一番心血的剧作。

首场演出的那天，郭沫若也坐在观众席中看戏。当第二幕结束，帷幕徐徐拉上的时候，幕后响起悲楚动人的《胡笳十八拍》的伴唱：“愁为子呵日无光辉，焉得羽翼呵将汝归？一步一远呵足难移，魂消影绝呵恩爱遗……”饱含在郭沫若眼眶中的泪水抑制不住地落下来，他对坐在旁边的曹禺轻声说道：“《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的，因为蔡文姬就是我。”

“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我是用心血写出的”。这样的话，在《蔡文姬》创作演出的过程中，多次被郭沫若提起，因为这个历史人物的创作，实在是蕴含了太多属于他自己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的东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刚刚消散，流亡日本近十年之久，历经沧桑但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成就斐然的郭沫若，在一个凌晨悄然离别家人秘密归国，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波之中。在民族危难之际，面临家与国的选择时，郭沫若毅然毁家纾难，但与妻儿离别的痛楚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去国十年余泪血”，这是一段心灵漂泊、倍受磨难的人生行旅。郭沫若显然从蔡文姬的长诗《胡笳十八拍》，从她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中读出了自己曾经的痛苦、凄楚、孤寂、悲愤，因而与蔡文姬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在归国一年后的一天，郭沫若曾特意用工整的小楷将《胡笳十八拍》书写了一幅横轴。书至中途时，响起了日军空袭的防空警报，左邻右舍纷纷往防空洞避难，郭沫若却浑然不觉，仍手不辍笔，把家人急得不行。或许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要写蔡文姬的想法。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强烈的情感共鸣，郭沫若才能把《蔡文姬》一剧写得感人至深。

《蔡文姬》自1959年公演至1963年的五年间，共演出过三百多场，是那一时期北京人艺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人艺决定以原班人马复排《蔡文姬》。与此同时，郭沫若的家人则从收音机里录下了当年演出的录音实况放给已生病卧床的老人听，老人听着激动不已，再次流下了眼泪。复排的《蔡文姬》又一次获得成功，遗憾的是，走在生命旅程最后时刻的郭沫若，却未能再次去剧场观看他用心血写出的这部作品。像蔡文姬一样，郭沫若在他的历史剧创作中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里，屈原、如姬、夏完淳、阿盖等，都灌注了属于他的情感生活、情感体验的东西。但是郭沫若写历史，写历史人物，并不任意为之。他自己就是一位历史学家，所以在创作历史剧时，首先要求对于史实、史事的运用，应遵从历史的真实。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也是在几天时间内一气呵成的，而且把屈原一生的经历，浓缩在一天之中表现出来。这是基于他对屈原这一历史人物有着深入研究和深刻把握。历史剧《屈原》创作于1942年，而郭沫若从1934年起就开始关于历史人物屈原的研究。几乎与《屈原》一剧的上演同时，他的学术著作《屈原研究》也在重庆出版。《屈原》问世之后，由郭沫若所塑造的屈原形象，很快便深入人心了。有历史学家感慨，史学家笔下的屈原敌不过剧作家笔下的屈原。其实正因为郭沫若既是一位史学家，又是一位诗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深谙诗（艺术）的创作需要想像力，需要激情，所以才能将史与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作出独具魅力的艺术形象。

郭沫若自谓性情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喜欢历史，二是富于主观性。这两者都明显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戏剧创作。他的剧作几乎全部取材于历史，而且都具有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郭沫若是中国早期话剧创作的实践者之一。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他就与田汉等人在一起热烈地探讨戏剧与人生的关系、现代戏剧的创作等问题。受歌德的影响，他先是创作了一些诗剧，之后又曾受到约翰·沁弧、王尔德以及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创作了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主题，统称《三个叛逆的女性》的舞台剧《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卓文君》在当时浙江闹学潮的演出中，曾被地方当局明令禁演。《三个叛逆的女性》在大革命时期广州的话剧舞台上更是引人注目。

上个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日益严厉，直接针砭社会现实，特别是抨击专制独裁、投降分裂势力的文艺创作受到钳制，进步的作家们于是转向历史题材，借古喻今，以古事鉴今事。郭沫若率先整理创作了《棠棣之花》，继而连续写出了《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六部大型历史剧。其他的进步作家也纷纷有佳作问世：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碧血花》等等。一时间，国统区的话剧舞台上热闹非凡。

郭沫若的这些历史剧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譬如《屈原》一剧，就是通过表现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独立不移，凛冽难犯；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斗争精神，抨击了社会现实中的黑暗势力，传达出广大民众的心声。郭沫若“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国民党当局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屈原》的上演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当陈鲤庭、金山、白杨、张瑞芳等进步的话剧工作者克服重重障碍，终于将《屈原》搬上舞台后，在重庆激起了一个狂欢般的观剧热潮。首轮公演17天，场场爆满，许多远在郊区的观众前一天便带着被子连夜在剧场等票。很快，剧中主人公屈原呼唤雷电“爆炸了吧”的呐喊声，响彻了重庆的大街小巷，冲破了雾都阴霾的天空。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抗战历史剧创作，促成了一个历史剧繁荣的局面，这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与创作实践相辅相成，郭沫若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历史剧创作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当代的历史剧创作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作者为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