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我小时一直是和爸爸住的，妈妈带着妹妹住在北屋，爸爸带我住南房。每晚都是爸爸给我洗脸洗脚，编出各种古怪的歌谣哄我入睡，然后他继续伏案工作，直到天亮。我不知道爸爸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只知道任何时候醒来，书桌上的灯都是亮着的。所以我小时一直习惯开着灯睡觉，关掉灯我反而睡不着。

我们小时有很多很多的玩具，爸爸从不吝惜买玩具给我们，尤其喜欢给我们买书。不管他到了哪里，都有当地的玩具和儿童书带回来，只有他的时间是不能随意给我们的。我们从幼儿园开始住校，我四岁半，妹妹两岁，回家的日子只有星期天。这一天，总是不停地有人找爸爸，带着剧本，带着舞台设计图，带着角色自传和排演笔记，难得在家的一天我们也多半是和成堆的玩具在一起。惟一留下印象的是他有时带我们去隆福寺逛街。我们从不进商店，爸爸只喜欢逛那些街上的小摊，看卖蝈蝈的、卖糖葫芦的、卖风车的，吃最简单的地方小吃，焦圈、豆腐脑、煎灌肠、猪脑子，什么都去试试。一边吃一边和我们玩“猜谜”，他要我们猜周围的人是做什么的，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告诉我们对不对，为什么对，又为什么不对。实际上，这时他的心仍然在戏里，这是他观察人，观察普通市民生活的机会。除此之外，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儿。记忆中和爸爸一起去看电影不超过两次，单纯带我们去逛公园好像一次也没有。小时候最大的心愿是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和父母一起去郊游，这个心愿从来没有实现过。他爱我们，我知道。但我小时候一直很忌妒，我觉得剧院的任何一个演员从他那里得到的时间，恐怕都比我们多。

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缘故，反正我们忽然没有了家。我们平时住在学校里，爸爸则在首都剧场后边二楼的办公室里间搭了一张床，他也就没有了上下班之分，反正白天黑夜都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周末和假日，那是我们惟一的去处。爸爸要工作的时候，我们只好像尾巴一样跟着。跟进排演场，跟进导演间，跟进后台。这应该是违反剧院的规定的，律人律己都很严的爸爸会这样做，显然是没有别的选择……

在那个年纪，我们应该算够乖的了。虽然获准跟着爸爸到处跑，但他工作时是严禁我们打扰的，我们只能做无声的影子。演出时在漆黑的导演间里一坐就是一个晚上，既不能开灯，也不能说话。他专心地盯着舞台演出时是心无旁骛的，根本就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排练时我们坐在排演厅的角落里，从一出戏的初排看到彩排，同样的台词用不同的语调、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感情千百次的重复着，同样的场景，不断地调度、不断地纠正、不断地改动、不断地叫停。我那时也许太小了，完全不懂大人们创作的激情，完全没有参与的兴奋，我只觉得演员们都在受罪，我替他们所有的人难受。我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不再看也不再听。很多很多年之后重看旧戏，我才开始领略人艺话剧独特的魅力。虽然大部分的戏我们从小就看了一遍又一遍，但对只有几岁大的孩子来说，那不是欣赏，那只是漫长的忍耐和等待。

最惨的是在排练和演出之外，爸爸还有其他活动，接待外宾，招待领导，座谈开会什么的，那些场合是不允许我们在场的。有时直到半夜爸爸还没有回来，我们只好被“存”在演员宿舍里，和刘骏阿姨、王志鸿阿姨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我们只能满院子乱逛。司机班的几个叔叔都成了我们的忘年朋友，花房的宋叔叔见面就揪我的辫子，叫我“小辫儿光光”、“小金鱼”。我们是两条寂寞的小鱼。放学回家爸爸常常还在开会，进不了门的时候我们就去滑楼梯，骑在楼梯扶手上从三楼一直滑到一楼。要是会开的时间太长，前后楼所有的楼梯扶手都会被我们擦得又干净又亮。

我从小就熟悉了首都剧场的每一个角落，那里有一种独特的气味，别的地方都不会有，走到哪里都忘不掉。我常常觉得我会想念那里，其实我真正想念的也许是那些能和爸爸粘在一起的日子。那样的日子，那样的童年一点都不好玩。可是那些不好玩的日子，是我一生中仅有的真正和爸爸生活在一起的时光。从那时起，我已经知道了导演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职业，那不是一份工作，那是一种奉献。舞台上瞬间的辉煌背后，是不足与外人道的承受，是无止境的付出。我永远记得爸爸说过的话：“你最好不要选择这个行业，除非你爱它至深。”（作者为焦菊隐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