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的那个冬夜，电话铃声响得那么突兀，把我惊醒。四下里一团漆黑，我一点没想到铃声会带来可怕的消息，在电话里小白说：“曹老情况不大好，医生让你到医院来。”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多问，就把电话放下了。我走出家门，天黑漆漆的，苍黄的路灯下大街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我走到街中心，等到一辆出租车，汽车在黎明前的城市飞驰，冥冥中我的心有所期待，期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回复到正常。然而在这巨大虚空的黑夜后面，我感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爸爸走了。那是1996年12月13日。

父亲走得很安静。没有经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在寂静的深夜，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奇异的波动，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最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他想见一见。

在我爸爸去世之后的这些年里，我的脑子里不时会浮现出过去的一些美好。那时我家住在铁狮子胡同三号，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春天花影满地。我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书房的窗子上挂着白布窗帘，门前有一畦晚香玉，夏天开花的时候，洁白硕大的晚香玉就像一个个朝天的小喇叭。剧院的童超叔叔是我们的邻居，他的家紧挨着我爸爸的书房，下班时他总要从我爸书房的窗前经过。他曾回忆，夏天，书房的窗子大敞四开，书桌上放着一大盆冰块，我爸爸光着膀子俯身在桌前写作，大汗淋漓，但毫不觉察。而我和院子里的孩子在海棠树下玩跳皮筋，一扭头也总能看见爸爸的身影。有时候我看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上有些阴沉沉的。我还记得他有剧烈类似挠头的动作，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我爸爸写作不是那类“快手”，他要翻来覆去地琢磨，常常把写出的句子读出声来，直到自己十分欣赏为止。我听过他咏诵“美，美丽的大为啊！”还有“玉人，我正要去找你，你却来了……”他的朗读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不同凡响，它们吸引我，打动我，使我不忘。我想他根本不知觉声音的存在，如果说他读得有味，那是他情感的韵律。

爸爸想写《雷雨》的时候还在南开中学念书，他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和他关系不错，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他对杨善全讲了故事梗概，同学也没听出所以然，只是对我父亲说：“很复杂呀，你写吧。”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那时常坐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给我许多书籍，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呆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有些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他是了不起的。我真心地佩服《北京人》的剧本。我时常想，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曾皓那样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的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文革”时期，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绝望和恐惧就把他压垮。而这种可怕的影响贯穿了他后来的整个生活。

在我爸爸住院的日子里，每逢剧院的人来他总是那么高兴。他关切地问同事们在干什么，又排了什么戏，演员和学员的表演精彩不精彩，台词清楚不清楚。他们排的戏很多是他读过的剧本，于是他们仿佛看到了心目中最好最准确的演出。想到观众能掏钱买票，而又欣赏到这些好戏，他不由自主会激动起来。反过来，如果哪个戏演出不顺利，票卖得不好，他就又难过又着急。来看他的人就要安慰他，但他还是会难过一段时间。我渐渐感觉到，他的心的一部分是永远属于戏剧和剧院的。其实他那时已经非常虚弱，但是只要谈起排练和演出，他就像没有病的人一样。

如今，我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多年了，十多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有好事也有坏事，我每次去扫墓的时候都会把一切告诉他。现在我想告诉他一件事，我写了一个话剧，已经由北京人艺演出了，爸爸，我知道你听了一定会非常高兴。（作者为曹禺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