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时候，家里在泰安路有幢二层楼的小房子。院落里原来有片小草地，还有一棵老桑树。“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及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了整整17年，等“落实”回来一看，树已枯死，草地荒芜，房子被作为肝炎隔离房到处充满了细菌。如何整修呢？父亲的意志十分明确：一切恢复原样，包括地毯的颜色，沙发的格局。房子整修了大半年，又铺了三年的草皮，草地才又变得绿茵一片。

家也是排练场

父亲要“泰安路”恢复原样另一个原因是，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家，也是他的排练场、戏剧研究所。曾有文章提起过，当石挥、黄宗江、黄宗英刚到上海还无立足之地时，就寄居在这个“家”里。白天，父亲布置台词、形体作业让他们练习。直到现在黄宗英还记得，她说：“那时我才15岁，叫小妹，每天头顶水罐从你们家楼梯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遍。我一偷懒，黄先生就叫：‘小妹怎么啦？’我只能又把罐子顶起来……”晚上，他们饿了就去开冰箱，一边吃着一边担心那冰箱灯是报警灯：“明天黄先生要知道我们偷吃怎么办？”

“孤岛”时期话剧剧团很多，但志同道合者也不易觅，一批极有才华的话剧青年经常在这里聚会、讨论，后来索性排起了戏。当时他们很明确：不为演出，只为兴趣。站在草地上，阳台即为台，雨天进客厅，沙发推靠墙边，中间一张地毯还可以翻打练功。他们在这无拘束的和谐气氛中排练了《荒岛英雄》、《天罗地网》、《梁上君子》等。

自从他当上海人艺院长30年以来，排戏从不进家门。退休后，他已不必上班，但又常常排戏，演员们照顾他，就到家里来排戏了，又开始在一种和谐、自在的家庭式气氛下搞戏剧了。《中国梦》以及小剧场演出的几个戏剧小品，都是这样排出来的。

父亲的戏剧理想

对于爸爸来说，戏剧不仅仅是职业，它是理想。

1962年在广州创作会议上，他做了《我的戏剧观》的学术发言，从世界范围内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这三大代表性戏剧家进行比较，从而提出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戏剧观。这就是他的理想。当时，如此封闭、如此“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可以说此论属异想天开而未被重视。20年过去，开放眼界之后人们才渐渐看重了这篇论文。他还做过另一篇论文。在伯明翰与剑桥读书期间，他于天津英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肖伯纳与高尔斯华绥比较》的文章。论述了肖强调哲理，稍有说教之嫌，高的作品则更具有诗意。此文后来被天津《泰晤士报》转载，爸爸分别给肖、高各寄一份。不久，高尔斯华绥回信了，他鼓励爸爸说：你的英文写作很好，应当不停顿地写下去。

当然，后来他改行了，没有“不停顿写下去”。可他始终把世界级大师放在心里研究、琢磨，这一思路早在青年时代就建立起来了，只是默默地潜心地蕴藏，直到30年后他才提出了自己的戏剧观，50年后才有了认真实践的可能。

他办剧团、制片厂，都制定一系列的章程准则及设想规划，就与当年设想“家庭工程学学校”一样的认真细致，而且充满信念，宣扬理想。譬如，“苦干剧团”是个同仁剧团，1942年他们起草的章程中写道：“……戏剧是我们的终身事业，生活要有规律，修养要下功夫，台上好好做戏，台下好好做人，对外恭谦，对内和睦，彼此坦白批评，绝不党同伐异，齐心合力，埋头苦干。”

有颗戏剧的童心

他投身戏剧以来记录了90多本笔记，有读书札记、排练手记、各种心得、论述等等材料，“文革”中被抄得精光，可是在漫长的干校劳动期间，他时时在酝酿、筹划要写本大书：《世界戏剧发展史》。甚至迫不急待地以思想汇报的形式列出过几十页的大纲，终因90个笔记本一直不归还而未能如愿。

他兴冲冲写了个《振兴话剧的十四点建议》，趁上北京开会时带着想谈谈说说的，可一看，会议气氛不是那么回事，便揣进口袋又带了回来。后来还是憋不住，全国话剧研究所授予他“导演荣誉奖”，要他做个书面发言，他就把这“十四点建议”寄去了。没料到，北京话剧界为之震动，开了几个讨论会。也有人说：“十四条好是好，目前的客观、主观条件没一条能做得到的！”

这个大奖的纪念品是一面精致的铜镜，他得奖有感，在镜上题了一首“自我写照”：

好一个黄·吉诃德，

呼云唤雨战风车，

傻子瓜子逞英雄，

痴心梦想正气歌！（作者为黄佐临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