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诞生的原动力首先来自清末以来变法图强警醒人民的广泛社会要求。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一场又一场催化民智和转变社会价值与人生观念的变革，推动了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文明新戏——话剧的创建。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在东京和上海先后上演的《黑奴吁天录》，成为中国带有改良痕迹的文明新戏的先驱和模本。辛亥革命前夜，春柳社成员如欧阳玉倩、陆镜若等陆续回国，在中国的戏剧运动里发挥了主力作用。

高扬起民主与科学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开展了以新道德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在戏剧领域，新文化派大力提倡能够逼真迅捷反映社会生活鼓舞人民斗志的西方话剧，大力鼓吹并推动话剧的翻译和创作。短短20年间，全国译介了欧美剧本约180种；胡适、郭沫若、田汉、洪深、欧阳玉倩、丁西林、陈大悲、汪优游、李健吾、成仿吾等人的作品被全国各剧社四处上演，影响力迅速扩大。以1920年上海新舞台上演肖伯纳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和民众戏剧社的成立为标记，话剧正式走上了中国舞台。一些赴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开始在中国舞台上推行真正的欧美戏剧样式和演出方法并开展和实施学院式话剧教育。田汉、洪深、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张彭春等人，都为中国早期话剧舞台艺术的奠定作出了贡献。1924年洪深为上海戏剧协社执导《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标志着中国话剧舞台艺术走向成熟，中国也由此确立了话剧的专职导演和正规排演制度。

话剧正式形成后，立即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当时正在欧美盛行的现代派戏剧虽然曾在中国舞台上有过反映，但由于大革命鼓动人民精神的时代主题，中国戏剧界主要还是选择了西方直面人生、揭露和批判社会问题的写实主义戏剧，而易卜生则成为一面旗帜，洪深、田汉、曹禺等许多中国戏剧家都受到易卜生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一些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话剧名作涌现出来，田汉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洪深的《赵阎王》、《五奎桥》，郭沫若的《王昭君》、《卓文君》、《聂嫈》，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曹禺的《雷雨》、《日出》等，成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之作。诸多著名的话剧社团，例如有欧阳玉倩、汪优游、徐半梅参加的上海戏剧协社，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由进步学生组成的南开新剧团，夏衍等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等，和全国各地的众多话剧社团一道，坚持长年的广泛的舞台演出。

在整个大革命到抗战时期，中国的话剧运动一直在此起彼伏、蓬蓬勃勃地发展。一方面，新文化人创作的话剧引起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把话剧艺术的生长推进到一个根深叶茂的阶段。另一方面，话剧演出逐步由大都市舞台深入到民间、农村，加入到大革命特别是抗战的舆论洪流中去，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抗战前期救亡戏剧普遍兴起，全国各个城镇到处都有救亡演剧队在活动，各种形式灵活的独幕剧、活报剧、快板剧、街头剧都被用来表现现实的抗战内容，如《放下你的鞭子》，都能取得荡人血气、激励群情的效果。在沦陷了的上海，在重庆、桂林等抗战斗争的大后方，著名的中华剧艺社、上海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和众多的话剧社团，演出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天国春秋》，郭沫若的《屈原》、《虎符》，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阿英的《李闯王》，田汉的《丽人行》，曹禺的《北京人》等众多优秀作品，成为抗战强有力的精神支撑。革命根据地则成为红色戏剧的故乡。列宁剧社、工农剧社、抗大文工团等众多剧团，创作和上演了大量剧目，并深入农村、奔赴前线进行演出。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进步的话剧社团又奔赴各个战场，鼓舞革命取得最后胜利。虽说条件因陋就简，但话剧活跃在救亡的艰难岁月里和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话剧艺术也迎来了它的茁壮期。文艺工作者发挥了极大的热情，通过话剧舞台来鼓舞人民投身于建设。这其中有老剧作家的新作，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曹禺的《胆剑篇》、《王昭君》。尤其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话剧创造力发挥到极点，他的《茶馆》、《龙须沟》等作品，成为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创作剧目中有两类成绩十分突出，一是表现刚刚过去的那场艰苦卓绝革命战争的作品，如《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红色风暴》、《八一风暴》、《红旗谱》等；二是表现新生活的作品，如《丰收之后》、《青松岭》、《枯木逢春》、《布谷鸟又叫了》、《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受到新时代观众的广泛欢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及各地众多的话剧院团在国家的扶持下建立起来，开始了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实现的正规舞台艺术探索，在成长过程中培育了独特的演出风格与舞台品格。

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史进入一个新的耀目时期。新时期的文艺舞台是以话剧惊春的。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一批及时反映时代潮汛的作品诞生，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血，总是热的》、《枫叶红了的时候》、《灰色王国的黎明》，先后引起轰动，酝酿了时代的反思。与之同时，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功勋的剧作，如《陈毅市长》、《西安事变》、《彭大将军》等，也都掀动了民众的正义感情。然而很快，人们不再满足于话剧舞台的政治化，深化了的时代审美需求呼唤着话剧的本体发展和舞台多样化。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戏剧广泛的实验之风刮入了中国剧坛，话剧开始用新颖的时空切割方法、换场的灵动形式、象征性的表现手法等舞台手段，打破旧有的范式，引来20世纪80年代舞台变革的大潮。一时之间新颖作品琳琅满目，《绝对信号》、《对十五桩离婚案的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挂在墙上的老B》、《红房间、黑房间、白房间》、《魔方》、《山祭》、《W．M，我们》等等，让人应接不暇，其中出现了刘锦云《狗儿爷涅槃》这样穿透历史时空和人的精神层面的力作。著名导演黄佐临长期倡导的“写意戏剧”露出端倪，其最佳体现一是他本人导演的《中国梦》，一是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注重于剧场性的同时，话剧舞台一边继续延伸探索的趋势，一边开始对写实手法的回归，既增强了现代感，也在经验积累中逐渐发生形式变化。引起注目的作品有《天边有一簇圣火》、《同船过渡》、《商鞅》、《地质师》、《虎踞钟山》、《沧海争流》、《生死场》、《厄尔尼诺报告》、《我在天堂等你》、《爱尔纳·突击》、《兰州人家》、《父亲》、《立秋》等，它们对于人生的理解、人性的剖析、人情的揣摩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过士行的《鸟人》、《鱼人》、《棋人》三部曲和《坏话一条街》则以其独特个性受到关注。人们在探索新的话剧方向，即使是北京人艺这样有着既定传统的剧院，在保留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也在谨慎地进行新的尝试。小剧场实验的规模和幅度虽然与发达国家尚有距离，但也日益蓬勃开展。独立制作人的活跃，在戏剧制作和运转体制方面正探讨一种新的可能性。可以看到，风格多样化的舞台面貌，将定型为当代话剧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