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３日，我接到吕远老先生的电话，告之我下午中央电视台转播他８０寿诞作品音乐会。作为我国老一辈著名的作曲家，他却没有忘记我这晚辈迫切想听他作品的心愿，令我十分感动！我父亲前段与吕老通电话，首先祝贺他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同时回忆起40多年前，总政歌舞团魏风政委（１９２５－２０１０）邀请吕远来总政排演场讲解他的新作《克拉玛依之歌》，而后大家一起到魏政委家吃饺子的情景……

    ２０１０年８月７日，魏风政委去世，享年８５岁！他２８岁出任总政歌舞团政委，见证了文工团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这些事情勾起我一些不远也不近的回忆，促使我提笔写下几字。想到了总政文工团几位８０岁以上的作曲家，他们中有的已离去，有的仍然健在，他们留下的歌曲人们还在传唱。这些作品的主题与旋律闪耀着时代的光彩、记述着历史的脚步。

    首先我想到罗宗贤（１９２５-１９６８），原总政歌剧团创作员（作曲家），１９６２年被任命为总政文工团创作员。罗宗贤一生创作了大量声乐作品，其中精品若干，晚年创作的音乐艺术片《阿诗玛》达到了高峰，但又因此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记得“文革”初期，我还是个少年，在北京小西天总政歌舞团食堂吃午饭，我常买了饭坐在食堂外面一堆木头上吃。罗宗贤大概因受批判，周边同志有不少都躲着他，有段时间也总出来坐在我旁边小叙，问问学校停课闹革命等时事。我印象他当时情绪不佳，身体虚弱。１９６８年２月罗宗贤病逝，消息是崔永昌（罗宗贤在歌剧团的老友）之子崔利利告诉我的。罗宗贤走时因冤屈、痛苦而没有瞑目！与遗体告别时，是崔永昌帮助他合上双眼。他们两人合作的《桂花开放幸福来》，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乐坛影响极大。歌曲中苗族民间音乐的动机随着旋律的展开，其内涵一层层揭示出来，把主题的核心渗透到了最深层面。

    联想到的第二位作曲家是庄映（１９１９-１９８９），原总政歌剧团政委。代表作有部队歌曲《说打就打》，歌剧《柯山红日》等。１９７０年初，大批总政干部下放四川，我家和庄映一家都来到了成都。庄映曾任成都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我当时准备师从四川音乐学院杨汉果老师学钢琴，但因他父亲杨森（１８８４－１９７７）曾是国民党陆军上将，他正处在受压阶段，能不能、敢不敢找杨汉果成了首要问题，我父亲征求庄映的意见，他明确说：“可以”！在今天看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庄映能说出这两个字来，是很可贵的。后来我从杨老师那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庄映虽然离去有２０多年了，但每当听到战士们在唱“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我就感到庄映仍然活着。这首歌曲被解放军战士们一代代地传唱，其旋律简洁明快，有清晰的分句，切分节奏的运用，恰到好处。

    当年和庄映一起到四川的还有总政歌剧团副团长黄庆和（１９２３-），这是我联想到得第三位作曲家，他是歌剧《刘胡兰》的曲作者之一。这部歌剧将山西民间音乐自然而有戏剧效果地融入到剧中不同人物的唱段里，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女儿黄小曼那年１８岁，手风琴拉的很好，一曲《牧民歌唱毛主席》使我钦佩不已，故常向她请教。如今，黄小曼已任中央歌剧院副院长多年，正活跃在首都音乐第一线。

    联想到的第四位作曲家是孟贵彬（１９２６-），原是一名抒情男高音，以演唱《送别》著名。上世纪50年代初，总政文工团领导派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我父亲给他辅导乐理和声等，他曾回忆说“孟贵彬脑子是清清楚楚”。２００６年孟贵彬８０大寿，军旅音乐研究所出版了《孟贵彬歌曲选集》，他送给我父母一套，我注意到第一首混声合唱《前进吧，祖国》，全曲有着精致的总体布局，从四部和声的规范进行及自然地调性转换，到完整的曲式结构和管弦乐队钢琴缩谱伴奏，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只上过4年农村小学的小八路之手。孟贵彬因本人有丰富的歌唱经验，所以在创作歌曲时，对旋律具有规律性的重复感、对称感、分句气息感都很敏锐。

    联想到的第五位作曲家是陆原（１９２５-），我军为数不多的女作曲家，她在总政歌舞团工作期间创作了大量舞蹈音乐，如《不朽的战士》、《罗盛教》等，曾获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优秀作品奖。今天的舞蹈音乐和当年比，且不说音乐创作本身如何，大环境已经全变了。记得前不久，我和一位年轻的舞蹈编导聊天，她说可以从网上下载所需要的舞蹈音乐，用一种软件将我们所需要的各种音乐片段拼接。

    联想到的第六位指挥家、作曲家是夏康（１９３０－１９９８）。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夏康参军。１９９８年夏康在指挥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心脏病突发倒在了指挥台上。前段时间，他的长子夏征宇给我寄来怀念他父亲的文集《如歌的行板》，书中收录了夏康生前创作的歌曲及ＣＤ光盘。夏康１９６０年被总政治部任命为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指挥，同时也搞创作。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创作的男女生二重唱《歌唱我们的新西藏》和舞蹈音乐《鱼水情》等，旋律都十分精炼、集中。夏康的音乐首先是真诚，同时显得很有灵气。

    联想到的第七位作曲家是彦克（１９２５-２００３），他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从广州军区调到总政的。彦克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回延安》陈克正词，巧妙地运用陕北民间音乐素材，全曲三段式结构，旋律以最直接的方式求得平衡，高点布局紧扣作品要表现出老干部重返延安抒发今昔对比的主题情感。他晚年对音乐理论研究颇感兴趣，著有《乐海浪花》文集等。

    ２０１０年２月的一天，我路过北京小西天一号院，偶然与有４０年未见面的少年朋友方小辉重逢，感慨万千！畅叙中自然也谈起他父亲方韧（１９１７-１９８８），他曾任总政文工团合唱队队长兼指挥。成功地排练指挥了《解放军大合唱》、《前进，亚非拉人民》以及大型歌剧《红鹰》等节目，并参加了全军文艺会演。方韧创作的歌曲《保卫大西北》、《共青团员之歌》等，都曾在解放区和部队广为流传。１９５９年春夏之交，为迎接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和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方韧创作了艺术歌曲《我站在铁索桥上》（顾工词），获得极大成功，被大会授予优秀创作奖。一些音乐院校将它定为高年级声乐系学子的必唱曲目，许多歌唱家也以能较好地诠释、演唱《铁索桥》作为其水平的标志。

    我的父亲秦西炫（１９２２-），他在总政文工团作曲家群体中，大概可算是个另类（燕京－辅仁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双学士）。上世纪50年代，总政文工团首任团长、少将、剧作家陈其通写了一部话剧《井冈山》，由总政话剧团首演，我父亲配乐，其中有一段运用江西民间音乐的“哭腔”配上剧中某场景，颇有戏剧性效果！陈其通在演出后的大会上点评某些演员演戏不够投入（角色），随后话锋一转：“唉，你们别看秦西炫虽然是个资产阶级作曲家，但他写的音乐还是很投入的哩！”

    回望此文曾提及和没有提及的、逝去的和健在的总政老一代作曲家群体，每个人的音乐人生都犹如一部“主题结构”。同时，他们的创作都有着好的旋律的一些共性，如通过限制来加强可理解性，通过细小的划分来加强清晰度，以及以最为直接的方式求得平衡等等。他们创作的那些优美的旋律，今日仍让我们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