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新我1976年冬在创作
1992年5月5日，奋斗终生、拼搏不止、心无旁骛、艺术至高的一代书画大师， “书坛常青树”费新我先生，在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青年节之后，带着“卅二学画，五七左笔；一争艺缘，一夺艺血；俱难有望，我惟奋惕”之传奇故事驾鹤西游而去。值费老逝世25周年之际，历历往事又一次涌入我的脑海。
1903年，费老出生于浙江湖州，学名思恩，字省吾。少小勤学，初中辍学，生计所迫，辗转沪、苏，初为账房，后开书店，自习国画，编写美术读物、技法书籍近40种。57岁时不幸右腕罹病致残，不得不痛苦地放弃人物画专长，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非凡的智慧，苦练左笔书法，从晋唐入手，上溯汉魏，帖碑互练，孜孜不倦。初时幼拙，但不耻下问，并以“岁月如流，不断新我”自勉，将在书风上从早期追求的顺、熟、巧、正，一改为逆、生、拙、奇，达到了巧拙互用、拙茂巧稳、逆中有顺、似奇反正的艺术效果。尤其到了晚年，作书更具节奏感，抑扬顿挫，干湿自然，运笔快而不滑，迟而不滞，书虽止而势未尽。喜取逆势，若逆水行舟，奇拙互生，具有下笔随意、章法美观、挺拔雄健、凝炼遒劲的特点，在中国书坛独领风骚，享“左笔大师”之誉。
1974年，我受单位派遣，在北京荣宝斋学习装裱期间，得幸目睹落款为“新我左笔”的书法精品《十六字令·山》，为其不俗的气息、澎湃的气势所倾倒。
4年后，我因主编《现代书法选》，冒昧致函先生，恳请题名、赐墨。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很快收到先生亲笔回函，表示自己虽然老了，但仍愿意发挥余热，为书法事业的发展多做点事情，并附《现代书法选》题名两帧、 《十六字令·山》书法一幅，嘱曰：“ （书名）若不合适，可另写。 ”
我的心被融化了，从散发着温馨墨香的字里行间感悟到的，不仅仅是前辈大师对晚辈后学的热情鼓励，更是对中国书法的一片深情！因此，拿到样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给费老寄去一本，并“得寸进尺”地函邀费老择时来安阳讲学、传道。
1978年5月的一天，阳光灿烂，晴空朗朗。75岁高龄的费老如约来到安阳书法爱好者中间。紧紧握着费老的手，我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左笔大师”来洹讲学的消息不胫而走。容纳百人的市群众艺术馆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就连走廊和门窗外也都拥挤得水泄不通。
费老不愧是墨海潜龙、一代大家，将原本枯燥无趣的书法理论阐述得妙趣横生，同时伴以精彩示范，使大家在深入浅出、环环紧扣、喜闻乐见、寓教于乐中，体验翰墨情趣。考虑到费老年事已高，工作人员专门在讲堂上布置了靠背椅，请他坐着讲，但他坚决不肯，说： “站着讲是对学员的尊重，坐着讲则显得轻慢了，那怎么行呢？ ”
计划20天的课程，很快讲到一半。这时，噩耗传来，费老的四子因病离世。费老仿佛泥塑一般半晌无语，浑浊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却不顾大家的劝阻，仍坚持要把课讲完，诚恳道：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即便赶回去，也没有大用，徒给家人增添悲伤。老伴和其他孩子在家，一切就由他们办理吧。课还没有讲完，我不能半途而废当逃兵！ ”
面对这样一位人格高尚、可亲可敬的前辈，一股悲凉涌上我的心头，无论老人如何坚持，我都坚决劝慰： “您还是走吧！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心情这样糟糕，再坚持讲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况且，书友们都听说了您的不幸遭遇，即令您有心继续讲，他们又怎么忍心继续听？您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 ”
费老想了想，说： “好吧。你说得在理。我如果坚持下去，就是让大家都为难了。这样吧，我先去石家庄几天。河北美术出版社要出版一本集子，我去一趟看看情况，回来再讲。如何？ ”
在离别费老的日子里，我的内心空落落的。我不知道孤身于异地，是否能够真的减轻老人痛失爱子之苦？不禁陷入未能陪同老人一起去石家庄的深深的自责中。
4天后，费老从石家庄返回安阳，以更加充沛的激情，投入到未竟的授课中，用实际行动有力地诠释和兑现了“不能半途而废当逃兵”的承诺。
我与费老从通信到相识，在近20年的时间里，费老一共给我写了多少信已无法计，即使当初保管不当或多次搬家难免丢失，现仍存近200封。这些信有用毛笔写的，也有用钢笔写的；有的长达数页，有的寥寥几笔；有长篇大论，也有吉光片羽。他像长辈一样，在艺术上、工作上、生活上对我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
先说艺术上的关心和帮助。
费老对我在艺术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并不因为关系的亲近而有丝毫的偏私，在关键时刻，给予我更多的警醒和批评建议。1982年，河南省书协与日本王铎显彰会共同主办的王铎书法展，产生极大影响， “王门弟子”遍及中原。得知我也临习王铎行书，他致函曰： “上次复你谈王铎，被客干扰，未终我语。……临铎还是《拟山园》近楷者为是。王铎影印本出后，河南人必群趋之。你吸收他之后，应再临南北朝以融化之，不要都走一辙也。 ”
费老的意见是中肯的，对我的艺术道路取向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事实的确如此，中原书家一时习王铎成风，但真正走得远的并不多，其原因或许被费老不幸言中。
由我1986年策划组织的“墨海弄潮展”在北京展出后，应邀陆续赴苏杭、新疆等地再展，反响甚大。特别是在苏州展出期间，据当地书友讲，观众之多可谓空前。费老之欣喜自不待言，但是他并非一味说好话，而是在信中给我和展览领衔者之一的王澄的创作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 “送你‘质朴’二字，我自己亦惕勉；送王澄‘自然’二字，即减少些紧张而已。 ”数日后，再次致函补述： “……上次微言，倒不是涉及你们的风格与发挥，只是运笔时稍注意一下，就派了用场。照我说，你只要慢一些，到（位）一些就可了；王只是轻松自然一些也。附带述吴地流传一故事：王石谷初露锋芒时，一鉴赏家背地说：他还欠一些。旁人问这人：何不提出造化他？其人说：一、恐他气盛不纳；二、一个‘毛’字也不值得提（毛，意即小家子气，缺乏正大气象——作者注）。后来终到了石谷耳边，石谷大喜，自知还欠苍茫大气，可解决了，至大感，提出一字之厚爱云。或谓石谷好友恽南田见他已及大家，竟改画山水为花卉，各领风骚。其实王恽都是圆润一派。石谷先得‘毛’窍，恽也不再随之而另辟天地了。或要说，假使‘毛’字无人提，或者提了王不接纳，王恽走势又将不如此了。 ”
费老之于后学之循循善诱、用心良苦，令我感受颇深。他虽然不是专业的理论批评家，但他眼光敏锐，总能一眼看出事情的本质，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帮助后学找到解决问题的那把钥匙，使后学听得懂、想得通、记得牢、做得好。
再说工作上的关心和帮助。
1986年底，当得知我受命为中国书协河南分会副主席、秘书长及河南省文联副秘书长时，费老在信中写到： “你的升迁，早在我的预料之中。贡献还要多，忙也加甚了，候听佳音。 ” 1991年底，尚在病榻上的费老得知我在河南省第二次书代会上当选为主席，立即致信祝贺： “又闻你省书代会中，你被推选为主席，这是一直尽力职责、贡献甚大之报，可喜可贺！年事正如中日，又才能富强，前程无限。你好像说过，不想当官。我以为像你今日所为，有功社稷，最为可取的。 ”
说实话，我从参加工作以来，从未考虑过什么级别待遇之类，只想把工作干好就行了。我从小远离父母，父亲在我调到郑州工作三年后就去世了，母亲是地道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几个，对于我干什么，干得如何，什么职务这类事情，从未过问。只有费老像父辈一样，对我的一点微小进步关怀备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一次，我函请费老为河南省文联创办的《现代人报》题写报头。心想，以费老的名望，只要题写一幅就十分难得了，不料，费老一下子寄来两种，一为简化字，另一为繁体字，信中写到：“《现代人报》字样，写了三四十（个），都不像腔，现代总要简体更好，姑写两式。 ”
为了一个报头，竟写了三四十个，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可见一斑。
再说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
虽然苏州与郑州相隔800余公里，但是费老对我在生活上的关心却无时无刻，即使是小病住院，他也十分牵挂。有一次我住院，费老获悉，信曰： “十日前有长葛县人来……，说你已进医院。我欲出函探望，他们即说不要去惊动，只有等续音了。终于你来信了，出院有期，可慰！ ”浓浓的亲情令我感受莫深。
左手大写人生的一代艺术大师费新我走了，留给书坛的是惋惜，留给我的是怀念。我下定决心：沿着恩师开拓创新的足迹，以百倍的努力，不断书写书法艺术事业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