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本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影片《冬眠》海报

　　安德烈·巴赞曾在1955年撰文，称戛纳电影节为“作为宗教秩序的电影节” ；它地位崇高，如果将全球电影界比作信徒，戛纳就是信徒们的圣地，或者用他的原话概括：“ （它是）人们对超现实的庄严朝圣。 ”作为法国现代电影理论的一代宗师，巴赞当年对戛纳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自然显得突兀而不严谨，因为当时的戛纳电影节才刚满10岁。

　　如今，电影节已经举办67届，巴赞的这句话却一言中的，他的比喻也越来越成为现实。当下全球电影界繁荣，规模气势早已今非昔比，戛纳却稳稳占据中心位置，自信满满、毫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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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戛纳成为一个电影的传奇，成为代代电影人心向往之的电影圣殿，其来有自。一方面，戛纳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对艺术电影遴选近乎苛刻的高标准，并且以对自己优良传统的保持为荣；而另一方面，它也努力将自己打造为全球最大的电影交易市场，每年都有众多电影人手捧获奖影片，或者刚刚出炉的电影剧本，在法国南部这座滨海城市寻找最好的院线策略，或者投拍电影的出资人。

　　电影《冬眠》的导演，土耳其人锡兰，在人们的期待与争议声中，捧回金棕榈大奖——这样的场景，可不是第一次在戛纳出现。太精英主义？一切都可预期？完全无法企及？人们早就听惯了批评戛纳的种种老生常谈，这些批评声也从未间断，可戛纳电影节却毫发无损。各国评委们似乎对“叫好或是叫座”之类的世俗标准不屑一顾，他们常常力排众议，用艺术电影的最高标准：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人生，评判来自全世界最优秀的艺术电影队列。

　　这部长达3小时16分、充满思辨气质的电影，探讨了生与死、善与恶、自然与艺术之美等哲学话题，透过大段对白，看起来更像是个恳谈会，有人甚至戏谑地称之为“年度最佳催眠长片” 。可是在评委们眼中， 《冬眠》的价值超越了它的形式，甚至超越电影本身。

　　《冬眠》的故事发生在2013年的土耳其。当年5月末，土耳其发生了大规模针对总理埃尔多安的学生示威游行，政府动用武力镇压，造成游行者伤亡。在此番戛纳的颁奖典礼上，锡兰也两次提到，要将这部电影献给土耳其的年轻人们。

　　不过，在接受采访时，锡兰也谈到， 《冬眠》不仅仅是一部描绘当代土耳其的影片。他说，在当下的土耳其，人们期待电影导演能够像新闻记者那样，关注具有新闻性的社会现实，但是他认为，电影的使命应该比这更深沉。“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鸿沟，这是全球性的现象” ，他说。正因如此，即便知识界对他的电影充满期待，他还是认为：“我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个（反映社会现实的）任务留给记者们。艺术应该处理更深层的议题，观照那些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挣扎的人们的内心世界。 ”

　　锡兰说，剧本是自己与太太共同完成的，两人各自写作，交叉批评，期间不免有充满火药味的争吵。而最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来自两位艺术家的心血结晶。可见，也正是作者严肃地对待这个充满政治特色的历史时刻的态度，及其不落俗套的艺术表达（同时不应忘记，锡兰已经3次在戛纳获奖的事实） ，最终获得了评审团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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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对电影节评委们评审标准的批评相伴的还有另外的批评声，电影节的组织太过老套：红地毯、黑领结、单独的放映大厅、特殊的放映技术。有人说，参加戛纳电影节，其实更像是参观大型马戏团的表演。可是电影节的组织方却坚持认为，传统是用来传承，而不是用来改变的。的确，在当下欧洲主要电影节都与时俱进式地调整策略之时，戛纳对传统的保持，显得与潮流格格不入：决策层十几年如一日，稳定不变；受到青睐的电影人频频重复获奖；甚至进电影院看电影，都要按照习俗衣冠楚楚，不可随意。

　　实际上，戛纳的精神远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刻板。为了保持对主竞赛单元电影的高遴选标准，电影节设置了其他单元，对参赛影片进行分类处理。尤其是其中的“一种关注”单元，早已成为世界各国青年导演们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的最佳平台。中国导演贾樟柯正是从这里慢慢走进主竞赛单元的。

　　回望戛纳70多年的历史，从创立之初，它便带有知识分子与艺术精英的基因：它从反纳粹宣传的政治与社会价值出发，倡导有社会责任感与人性关怀的艺术价值取向；同时也因为受到法国外交部、教育部、国家电影中心资助，可以远离商业利益的操弄。70年来，它坚持传统，也关注世界的变动，在取舍之间，无论变与不变，都从未离开艺术电影最高荣誉殿堂中心的宝座。正如60年前巴赞所言，全球电影人都注目戛纳，创造了类似宗教性的文化传奇。而60年后的今天，这个传奇，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