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有所减少,像马蜂包被捅了,村子没了,人都散了,但是文学又将“马蜂们”召集了回来。
就是这双手,白天劳作,晚上写作
基层业余作家群像
新华社发 张春雷 摄
再见周春兰
质朴殷高
诚挚袁志学
打工者杨成军
沙漠里有一种多年生的灌木,株高一般仅两米左右,而它们的主根则可以钻到沙土里三米多深,水平根可伸展到二三十米以外。自然条件越恶劣,它的根扎得越深越牢。一群来自农村的作家,他们对文学的追求,使其精神之根牢牢地扎在了生长的土地上。也许枝还不够繁,叶也不够密,却为那片土地装点了文化的绿意,并且还将坚强地把根扎下去,把种子播撒开。
在湖北,就有这样一批农民作家,他们热爱文学,痴迷写作。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也无论观念如何新旧交替,这些农民作家都不肯放弃对文学的热情。为了写作,有人甚至卖了房子卖了牛,写下的废稿纸摞起来比人还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满、儿女吵闹,他们都绝不回头。最初知道这些情况,著名作家方方很惊讶,她觉得不可理喻。在一些场合,方方甚至还力劝这些乡村的作家最好还是先顾及生活。
但后来有人对方方说:农民作家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虽然贫穷,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需要,应该同有钱人一样,他们愿意这样生活。
愿意这样生活的,还有远在中国西北西海固的一群文学爱好者。狭义上的“西海固”指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广义上的“西海固”指被称为“苦甲天下”的宁夏南部干旱山区。在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西吉新营乡庙儿岔村,有一位双腿残疾的农民王雪怡,在炕头上坚持写作20多年,被誉为宁夏的“史铁生” ;固原黄铎堡乡的殷高,庄稼歉收了,春节时给孩子买不起两串鞭炮,但仍然坚持写作;还有袁志学,他也是个农民,农耕之余,笔耕不辍,写出半人高的一摞手稿……
在北京顺义,在吉林长春,还有很多这样的基层文学爱好者,他们默默地创作着,不求闻达,不为谋生,只为写出心中那憋闷已久的东西,有希望共享的喜悦,有不为人知的忧伤,不经意间,他们用细微的笔触甚至是有些粗砺的语言,写下了很少被人关注的角落,记录了时代的变迁。
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所说,谈到农民作家时,我们会讲出许多关于农民、业余作家如何不容易、如何艰难坎坷的话,这里隐含的同情甚至怜悯,却与一个作家的创作没有关系,这里隐含着一个没做宣告的设定—— “承认的政治” ,或者说作家是一个更高级的阶层或群体,这些农民作家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阶层或群体,还没有获得“承认” 。但是,在孟繁华看来,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即使与专业作家以同样的文学标准来衡量,有些依然是优秀的。
因此,更公正的说法或许应是来自农村的作家、来自打工群体的作家。这些作家也不一定就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或传奇,只是在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的写作和他们的人一样朴实、平凡。
这平凡的一点,足以使人感动。
再见周春兰
“听说你写这本书得了24万元奖金? ”
蓝色毛衣,黄花围巾,黑红的脸膛,晶亮的眸子,早春的一天,记者终于见到了来到北京的农民作家周春兰。去年春天记者曾电话联系过她,听她讲写作时的酸甜与艰辛,听她倾诉邻人的嘲弄指摘,听她谈对文学的真挚的热爱。一年之后当记者走到她面前告诉她“我是中国艺术报的记者”时,四十多岁的周春兰像小姑娘一样兴奋地笑了:“我记得你,你给我写过信! ”她的嘴角有些风干起皮,她的手像所有劳动者的手一样印满了劳动痕迹,就是这双手,白天劳作,晚上写了了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
在湖北襄阳的一个偏僻农村,春绿之间有一所摇摇欲坠的土坯瓦房,那是周春兰的家,墙壁四面透风,两扇木门嘎吱作响,房顶上瓦楞中漏雨的缺口成了启蒙她文学创作的窗口。上次采访时周春兰也说到,很多人对她写作不理解,甚至是嘲讽谩骂。她说,创作离不开困苦的磨砺,她是在为一个梦写作,一个诠释贫穷落后、反映世俗愚昧、求得人格尊严的梦,她将一支秃了的铅笔握在手中,带着一身的泥地水田里摸爬滚打后不尽的疲劳,在灯光下,铺开孩子们废弃的作业本,一字一句和着心灵里的血泪和激情书写,让文字的意义在黑暗里缓缓流淌。为了写作,一张八毛钱的邮票都需要从油盐米面里抠出来,一件毛衣穿过几个春秋,只是为了像保尔·柯察金一样,“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为了一个文学的信仰,“为了自己身上的血流出来也和别人一样的红” 。
不久前,她的新书《折不断的炊烟》出版了,这部作品以她自身为原型,完全来自于现实生活。记者问起她的读书情况,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很多老师告诉她要多读书,虽然种田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她也还是在读,每当写不下去时,读书会带给她灵感。但是她也坦言:基本上不买书,因为买不起。读的书都是在湖北作协农民作家培训班上认识的老师送的书。著名评论家何西来评论《折不断的炊烟》道:语言粗犷,少雕琢,富于质感,有原汁原味的毛茸茸的那种感觉。周春兰身上并没有我们所谓的文学修养和积淀,或许没有过多已有文学范本的限制,而天然无修饰的作品,更容易打动人心吧。
周春兰告诉记者,她现在的写作情况也有所改善,“生活上依旧是种地、写东西,没有多少变化,但是精神上得到了尊重” 。书的出版在村民中产生很大影响,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跑过来问她:听说你写这本书得了24万元奖金?周春兰腼腆地笑着对记者说:他们误会了,其实是写了24万字,被传成了24万元奖金。刚开始还不理解周春兰写作的村民,也开始放下流言蜚语,拿起了笔。有一位村妇,跟周春兰年纪差不多,一天悄悄到周春兰家里去问:你能把你写的书借几本给我看看吗?几天之后,这位村妇就写出来几首小诗、几篇散文,比如《我的妈妈》 ,拿给周春兰请她指导。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从农民这个写作者角度来看已经算是不错,但要想拿出来终究还是不行的。不论如何,在带头人的示范下,她开始创作了。还有一位高中毕业的村民,在村里已经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了,为了同样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充实,也写作起来,一开始就写上了长篇小说,周春兰还介绍他的作品给专家老师看。周春兰是在湖北作协农民作家扶持计划的帮助下走出来的,或许这也正应验了这个计划的设计者、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想法:一个村子里有一位农民作家和没有一位农民作家,是不一样的。
“我来自湖北襄阳一个偏僻的乡村,带着乡土乡音和乡野的气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那里山青了,花开了,草绿了,春耕开始了! ”周春兰已经开始了与湖北作协签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庄户人家》的创作,她说她会在写作道路上走下去,一直,不后悔。这位面容平静内心里洋溢着写作热情的农家妇女,有一天会将那个不屈的文学梦做成花团锦簇,做出春暖花开吧。
质朴殷高
一天经历了四十年来的三个第一次
西海固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不为别的,只因为那里太穷。从有关西海固的小说、摄影作品里,很多人有了这样一个印象:那里是一个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但西海固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殷高却说:“这是一种误导。现在不是那样了。 ”
殷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有十五亩地,全由他和妻子两个人打理。农闲时节,夫妻俩就到外边打打工,供两个女娃娃读书。写作,对于农民而言是件奢侈事。或许是得益于西海固浓郁的文学氛围, 2010年,殷高开始短篇小说创作,并很快成为宁夏文坛的一匹黑马。他的作品曾发表于《黄河文学》 《朔方》 《六盘山》等宁夏的文学刊物,石舒清、郭文斌这些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作家的成功,给了殷高文学创作上的动力。“我的小说是快乐的基调。石舒清、郭文斌已经把贫穷表现得很充分了。但我觉得现在贫穷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农民还是很快乐的。 ”
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坐飞机,为来北京,第一次穿上了牛仔裤——这次,他随宁夏文联的同志一起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基层作家作品研讨会,一下经历了人生中的三个“第一” ,殷高非常激动,“没有来过北京,做梦都想来” 。宁夏文联组织了他们北京一日游,看了长城、十三陵、升国旗。四十年来三个第一,对农民来说,特别激动。当然,还可以补充上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他们这些基层作家的创作研讨、第一次走进鲁迅文学院等等。殷高说,这些是对他创作很大的鼓励。
殷高还有个直爽的脾气。在基层作家作品会议上同行作家作品被评论家孟繁华点评,而自己的短篇作品却没有受到关注,为此,他说回去之后还是要写长篇小说,“短篇写好也不容易,但别人的长篇作品受到了关注,自己的短篇提都不提,很受打击。 ”对评论家如此看重,大概是很多评论家都始料不及的。
殷高说,他长篇里最想写的,还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的变化。莫言、贾平凹这些写农村题材的作家的小说给了他很大启发。“结构很重要,平铺直叙来写肯定是不成功的。我希望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展现这二三十年的农村。不唱高调,就写写个人的成长史,写写农民价值观的转变。 ”
殷高给记者看了几篇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故事就是农村那些事,写农民的情情爱爱、家长里短,但他写得含蓄而吸引人,语言也很老到。在传统农村之外,变化着的农村是殷高小说颇有特色的一部分,嬉笑怒骂中展现着这个时代的斑驳陆离。
我是在为一个梦写作,一个诠释贫穷落后、反映世俗愚昧、求得人格尊严的梦。——农民作家周春兰
诚挚袁志学
工棚里手写出来的30万字手稿
几十个十六开大的笔记本摆在面前,有硬壳笔记本,有信笺本,也有装订在一起的学生作业本,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蓝笔写,红笔圈改,第一页有笔记本主人用心勾画的美术字标题和简笔画。很多人都围上来,惊叹于字迹的干净漂亮。这些,是袁志学平时的日记、年记,还有长篇小说《真情岁月》的手稿。——并非像一些作家追求的手写可以避免用语啰嗦或者回到最初,很多基层作家用手写只是出于条件限制,他们没有电脑,不会打字,没有专门的写作时间,只想用笔赶紧把心中所想记录下来。
和殷高一起前来的西海固基层业余作家,还有袁志学。36岁的袁志学眼眸黑亮,如同两泓泉水在荡漾,大概只有西海固这样贫瘠却诗意的土地才能有这样闪耀着纯粹的眼光。袁志学用家乡话向记者介绍着《真情岁月》的写作情况,平静而喜悦。2006年,袁志学得知两年后奥运圣火将在北京点燃,心中涌动着抑制不住的热情,想着自己能做些什么呢?酷爱写作的他,决定用自己的笔来表达这份真心实意的对祖国的祝福。《真情岁月》由那时开始,从“清汤寡水的日子度日如年”的时代写起,写农村电网改造,写退耕还林,写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记录时代变迁在一个村子里的印痕,以亲情友情爱情为线,以家乡西吉县新营乡二付营村村民为主要原型,洋洋洒洒近30万字,到2008年初终于完成。“这是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写给北京奥运会的一份献礼。 ”袁志学的西吉话记者只能听懂一部分,但他言语中的诚挚却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读书时知道的作家少,其中袁志学很崇拜贾平凹。高中毕业后出去打工,他用攒下的156块钱买回了贾平凹的8本文集。他的哥哥批评他:你怎么能把那么多钱都买书?倔强的袁志学说:我只想读书,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看书时他会想象并思考,想着这个情节如果怎样发展会更好,自己也创作了很多散文、小说、随笔。袁志学从来没想过投稿,“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投,而且还要打字太费钱。 ”他只是这样纯粹地写着。
1996年袁志学进了家乡的一处小淀粉厂工作,一做就是14年, 《真情岁月》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淀粉加工随土豆生长有季节性,秋冬忙时袁志学跟土豆打着交道,夜间写写日记,春夏闲时,拿土豆的手就握起了心爱的笔,心中所想喷薄而出,用袁志学的话说:“经常笔跟不上思维。 ”这时厂里已经没有什么人,只留下三四个工友值班。刚开始袁志学还会跟他们一起打打扑克,再过几天就不露踪影了。工友们以为他出什么事了,跑到他住的小黑屋一看,他正写得起劲儿,桌上手稿堆得乱七八糟。后来他辞职后自己开了个很小的店铺,生意不好时他就躲在柜台角落里看书,很多街坊邻居看到很反感,会直接来骂他。
不仅工友邻居不理解,家里人也反对。《真情岁月》作为对奥运的献礼,袁志学想把它打印出来,同学的老婆正好开着一个电脑培训班,于是他就托她来打字。因为手稿写得字有很多认不清,袁志学需要每天去电脑班,他读着来让人打。流言蜚语传得更盛起来,“天天往那女的那儿跑,还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 ,诸如此类,很快传到了袁志学的老婆耳里。为此,袁志学承受了很大的委屈。而同学的老婆是生意人,表面上说着要优惠,实际上还是仗着袁志学不懂,做了很多手脚。打字加打印一张A 4纸3块钱,她偷偷将字间距、行间距、页边距都调大了,近30万字打印下来,花了1000多块钱。对于乡下人家来说, 1000多块钱可以顶几个月
的柴米油盐。袁志学的老婆问他花了多少钱。他不敢说实话,只说花了两三百。打印以后,袁志学托人到银川去问看能否出版,出版社答复需要交3万块钱。面对这样的天价,只能作罢。这份奥运献礼,也就这样一直躺在作者家里,一个人写,一个人读,一个人品味其中的辛酸。
直到遇到西吉县文联。有一次他将作品拿给高中同学看,不成想同学将稿子拿给了西吉县文联的郭宁和李义。李义说,“你这个小说还不错” ,将小说梗概发表在西吉文联刊物《葫芦河》上,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又隔了很久, 2010年,袁志学突然听说西吉文联在托人辗转地找他。原来西吉文联要打造10本西吉丛书,而他的《真情岁月》给李义留下很深的印象,李义一直惦记着这部作品。按要求削减到19万余字后,这部历经波折的手稿,终于有了化身凤凰立枝头的一天,目前即将出版。“周围人不理解,家里人不支持,没有写作氛围,一个人在角落里像疯子傻子一样写。跟文联联系上,像徘徊的游子找到了一个家,原来家里还有那么多人。 ”西海固是出文人的地方,西吉县也在去年被中华文学基金会命名为“文学之乡” 。在这里,袁志学认识了袁鹏飞、李继林、王学义等朋友,几个人经常一起讨论,真诚地为彼此的作品提意见,也为朋友们业余写作的精神感动着、鼓舞着。
“我最大的初衷是把心里的东西赶紧写出来,如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袁志学说,他不想抛弃文学,文学很有魅力,“比如喝酒,头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酒醒就会感到莫名的空虚失落;写作时也像喝醉,但是写完之后心里会很充实,觉得自己向正确的路走下去一样。 ” 《青春岁月》的故事记录村里的事到2000年,他还想继续写下去,“把过去的故事,像镜头一样留下来。等老了以后,儿孙们读到会知道:哦,原来我们村子里还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
打工者杨成军
被窝里的诗终于可以见阳光了
瘦瘦黑黑的杨成军,是来自吉林的打工诗人。著名诗人雷抒雁读了他的诗,说:“我喜欢杨成军诗的真实,不掩饰自己的苦难、自己的追求,以及对追求常常失望的那种无奈。他是对诗坛充斥无病呻吟诗作的一种猛烈冲击。 ”杨成军的诗集,很快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他说,那些在被窝里写下的诗歌,终于可以见阳光了。
2011年9月,杨成军报名参加了《中国达人秀》第三季吉林省招募站海选,一首《哥们别想家》的朗诵,感动了评委周立波、倪萍,也感动了电视机前的众多观众。他成为以诗歌形式晋级第一人。
今年48岁的杨成军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都曾有过文学梦。在近十年的打工生活中,杨成军逐渐意识到,社会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尊重,甚至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糟糕。于是,干活之余,在夜深的时候,在工友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杨成军用手机代替自己陈搁多年的笔,在被窝里用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写下了许多农民工想说、想要、想表达的文字,然后用手机发给妻子阅读。
出名了,杨成军还是没有时间写作,更没有考虑走专业作家的路子。“生活的压力依然很大,写诗养不了家。家里就10亩地,一年4万多元收入,供两个孩子上学,还是不够用。以后没想太多,得顾眼前。 ”
打工的路很长,写诗的路也很长。本报3月30日刊登了裴斐的文章《吟唱一首诗送给三月——一位农民工诗人与全国“两会” 》 ,其中有对杨成军的详细介绍,读者可通过中国文艺网本报电子版阅读。
记者手记
野百合也会有春天
每到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都会想起一首歌,想起一群人。这首歌的名字叫《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群人被称为“草根作家”或者“基层业余作家” ,也被叫做“农民作家” 、“打工作家”等等。
著名诗人雷抒雁说,改称“草根作家”为“基层作家”是一个进步,“基层”是作家此刻所处生活位置,并没有对作家身份的定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基层作家的命名给评论家带来很大困扰,“农民”作家、“打工”文学等名称的前缀使人觉得有以身份定位之嫌,而文学的标准是统一的。然而,无论被如何命名,都改变不了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窘境,写作水平的提高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连书和纸笔都买不起的人,用精英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作品,未免有些苛刻。写作水平需要一步步推进,事实上,正如雷抒雁所指出的,很多大作家都是先从“基层”起步,逐渐成为国内的大作家,或世界级的大作家。如前苏联的高尔基,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国内作家,如邓友梅曾是一位士兵,蒋子龙曾是工厂工人,而陈忠实则曾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都曾经身在基层,或社会底层。
曾有人探讨道,文学是不是被基层作家当成了个人出名的途径,那他一定是没有接触过基层作家。看到这些作家时,他们满面的质朴就会令人为曾有过这个疑问而羞愧。如同王中臣所说的,“我将血汗滴进土地里,这不是一句话,是实事” ,如同周春兰买不起一本书,如同袁志学从来不知道可以去哪儿发表作品,为了生存拼尽力气的他们能有一丝心情写作品,是将文学作为闲情逸致的人所不能体味的。成名成家从未进入过他们的梦想或视线。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不平则鸣” ,他们所面对的,或许才是更加纯粹的文学,是文学的本真。
去年春天,本报记者以湖北作家群和江西作家群为主要对象对农民作家群体做了调查报道,又一个春暖花开时分,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基层作家作品研讨会上,记者再次采访了来自湖北的周春兰,东北吉林的杨成军,西北西海固的袁志学、殷高,北京郊区的王中臣、许福元等人。或许从这些鲜活的个案中,可以窥见占据全国三分之二人口数量的农民、农民工对文学的深沉热烈的情感。研讨会上还展出了他们新出版的书和杂志,手稿与书紧邻,然而从“手稿”走到“成书” ,他们走的是怎样一条艰辛的不寻常的路。
在访谈中听到很多的一个词是“文学的魅力” ,每个人都在脑海中尽力搜索,最后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文学的爱,能在生存尚属困难的情况下依旧念念不忘且笔耕不辍的,不为名利,不矫饰,不无病呻吟,而义无反顾地投入,或许这才真正彰显出文学本身的魅力。
让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诗,他们的辛苦,他们的乐观,和他们发自心底的呐喊吧—— “冷的时候/一个外地的老乡/给我送来一车煤/黑色的脸上带着微笑/把我的心燃烧/天上飘着雪/那黑色的双手/是他的骄傲” (打工诗人孙恒)“在我撞倒南墙的一刹那/墙外的风景让我豁然开朗/虽然我已遍体鳞伤/但是,我决不后悔/因为诗歌就是我的生命! ” (打工诗人杨成军) “农民有一句富含哲理的话:干什么太阳都往西走。我想:既然写作头发会变白,不写作头发也会变白,那还是写作吧;既然写作人会衰老,不写作人也会衰老,那还是写作吧;既然写作的人终究会死亡,不写作的人也不能长生不老,那还是写作吧。让我们用写作来迎接死亡——这个盛大而光辉的节日! ” (农民作家许福元)
当每一片土地上的农民和农民工都发声时,那时将是集木成林,春雷滚滚,文学也将呈现出新的勃勃生机,野百合们会迎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