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龙口采风的时候，得到了一本厚厚的《徐福辞典》，它体例独特，使我想起《康熙字典》，但是它们的命名法迥异。《徐福辞典》是一部以徐福为核心的工具书，旁涉秦汉时期相关重要政治人物和事件，另外的部分则是很多记述或吟咏徐福的文字材料的索引，涉及两千多年的文献。凡是在文章和诗词乃至各式记载中出现有徐福身影的，多收入进来精简成词条，按顺序列于辞典中。这书也可以看作一部阐释学意义上的著作。
关于徐福的记载，研究者首先都会以《史记》的记载为本进行推演。徐福是齐地（今山东龙口）方士，曾上书为秦始皇求长生药，失败后再次向秦始皇要来三千童男童女以及大量五谷、百工重新出海，并一去不回。《史记》对徐福的评价较中性，到《汉书》则将徐福作为帝王政治治理的负面教材。在唐以前，关于徐福的史书记载不多，其故事也少见于诗文典籍，及至唐以后，关于徐福的文字反而骤增，关于徐福在朝鲜、日本的行踪的记述越发密集地出现（见《徐福志》，中国海洋大学，2007年版）。当时很多日本人自称徐福后裔，并出现了至少两座徐福墓，徐福经行的地方也被人纪念，此后徐福事迹也经常被写入诗文。
晚清以后，关于徐福的文字叙述越发兴盛。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徐福东渡求仙药的典故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改革开放后，很多地方争相成立徐福研究会。对于徐福的研究越发热闹起来。徐福故乡龙口的相关研究活动也很丰富。他们对徐福及其行为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评价，将其定义为最早的航海家和促进国际交流的勇士。
王国维提出考察历史需要地上文字和地下材料共通佐证。徐福作为秦时知识分子却是一介平民，后来航行至海外又不知所终，因此很难留下地下实物。徐福研究更依赖于文字记述，推演徐福生前事迹的动机和意义，则得到了各式各样的阐释。
按《史记》的说法，徐福的动机乃是求长生药，有人认同这最早的观点，并为此找到很多证据，比如东部沿海常有海市蜃楼，时人无法理解，遂认为海外确有仙人居所，求仙的行为因此变得可以理解；也有人认为徐福是避秦、避祸，鉴于嬴政的行事风格，徐福携带如此多男女、食粮和技术工人，似乎是去另外一个地方开辟桃源新土；也有人认为徐福乃是秦始皇差去进行“海外殖民开发”的。另外还有抗秦说，徐福作为齐人，他为秦吞并齐的行为进行复仇，凡此种种，各抒己见。由此也引申出徐福的人物形象：逃亡者、使诈者、反抗者、道教先驱、有大智慧的领袖等等。但在各种定性之外，我认为徐福是一位平民英雄，他是中国早期文化出海的第一人。
徐福可以说是中国阐释学的著名案例。各家学说都以自己的学术背景、文化立场乃至对籍贯的情感来完成自己的解读。这一“名场面”包含对古代典籍的诠释，也有对记述者写作心理的诠释，笔者则对整个诠释过程感兴趣。在烟台，我遇到一些本地的学者、作家如田连谟、王月鹏，他们都参与过徐福研究，甚至参与过辞典编撰。而我作为同时研究电影史的人，认为《徐福辞典》的词条可以扩展到影视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徐福形象如何在影视文化中被建构。20世纪90年代大名鼎鼎的《秦颂》中徐福的形象就十分独特。电影中，嬴政追求长生术其实是为了迷惑身边的贵族集团，当徐福兄弟说自己长生不老的时候，他佯装相信，并命人将他们投入到黄河中，让他们火速去东海和神仙沟通。这部电影的历史叙事在当时引起历史学界的争论，影片编剧芦苇的叙事也是一种面向历史的想象，在这个想象中，徐福是被非常简单地看待的，这与创作者对嬴政的想象与理解有关。但本地的学者不会认同这样的简单化阐释。在那个年代能做成这样的大事，能在焚书坑儒事件发生之后说服嬴政，并如愿以偿带领几千童男童女出行，一定是有大智慧的人，不能以简单的一句话来论定。
在本地学者的眼中，徐福是伟大的探索者，他们愿意从这个历史人物中看到正面的部分。尤其是当我们的视野拉远，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徐福则是伟大的航海家，是一个将华夏文明传播到异国他乡、促进东北亚文化交流与生产水平的重要人物。
其实对于徐福的评价，从唐代以后就有改观，徐福的记载越往后越多，大概由于唐代之后中日交流的频繁。日本很多人视徐福为祖先，而且他们认为徐福东渡所携带的五谷与百工，使得日本有了水稻、纺织术以及捕鲸的技术，推动了日本落后生产力的升级。这使得中国人获得了观察徐福形象的新角度，不再仅仅将徐福看作“怪力乱神”的代表。人们经常强调唐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有学者考证事实上秦文化更早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塑造的作用。
徐福形象的生成有着一个随着时代发展变迁的可循脉络。本土人士对徐福形象的建构与评价，对于本地的文化观念也起到了形塑的作用。徐福的行动线给人们以移动的视点，海上的想象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信念和勇气，这是一种开放的精神。
我去过徐福的老乡，近代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徐镜心的故居，在龙口一个普通的村庄里，发现了一个被我们忽略的历史世界。我曾在作家张炜的《独药师》中见到徐镜心的名字，以为关于这个人物的故事多是杜撰的，未曾想小说与历史有紧密的索引关系。徐镜心被称为“革命巨子”，辛亥革命时有“南黄（兴）北徐（镜心）”的说法。出身于工商业家庭的徐镜心，早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和孙中山一见如故，后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晚年因为“讨袁”而被捕，受尽酷刑仍然拒绝妥协，最后英勇就义。徐镜心身上有太多徐福的影子。比如东渡海外，比如学者所考证的曾带去日本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另外《独药师》中的男主角热衷于道家养生文化，我在本地史料中也看到徐镜心原来也是热衷于此，他曾经撰写《养生秘诀》《原老篇》等专著，这也与徐福所建立的传统息息相关。
依据于思想主体的个人位置，而对于徐福进行想象并生产出多种形象，这个过程非常值得研究。对于徐福的想象和讲述作为一种不断生长的文化活动，它明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当徐福身上开放性的一面被强调，则塑造了完全不一样的本地文化，因为一种气质被灌注于本地人的潜意识深处。想象徐福，勾勒徐福的形象，一方面来自于本地人自我赋权的意识，另外一个方面也来自于他们深层的需求，他们希望他们的先人是这样的，这里面包含了他们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徐福是一种媒介。当然我们也不能将这一切都当作策略性的存在，作为实体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徐福永远是魅力的源泉，是历史求真道路上最重要的对象。研究和探寻他的过程本身是文化生成的过程，它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