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丛论》　方玉杰　著

　　方玉杰是当代实力派书法家，曾在中国美术馆等展馆举办书法个展，得到了同行的好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醉心笔耕、勠力挥毫的书法家，也勤于理论探索，并以一部百万言的《中国书法丛论》（新华出版社2024年第二次印刷），完成了自己对书法史、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的诠释。

　　《中国书法丛论》分上、下两册。在书中，方玉杰对书法本体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他基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站在新时期的思想前沿，又结合自己的书法创作，对中国书法学习和创作的核心问题——笔法与结构，进行了回眸与总结。他忠实于古代书论，从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新中国的诸多名宿宏论，做了考证，进行了辨析，进而寻求并确认符合中国书法艺术的用笔境界和结构依据。

　　中国书法技法的两个支撑点就是用笔和结构，对一位书法家的研究，对一幅书法作品的评析，首先要从这里出发，然后才能谈到境界与内涵。也就是说，用笔境界、结构特征，是书法的物理基础，是书法艺术深度与审美意义的起点。方玉杰深明此理，他以四言两句，对不同时代的用笔特征进行了概括：秦汉，开启笔法，朴茂沉稳；魏晋，用笔率意，雅逸自然；唐代，法度谨严，书理兼备；宋代，尚意抒意，追求风神；元明，释法传道，笔画遒媚；清代，雄强隽永，笔方势圆；近现代，用笔尚古，推陈出新。应该说，方玉杰的概括符合彼时的书法笔法特点，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感受。当然，不同时代的笔法有不同时代的特征，但是，不同时代的笔法也有外在与内在的关联，这是中国书法一以贯之、颠扑不灭的真理。于是，方玉杰继续深入，从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用笔理论出发，寻根问源，考辨用笔是非。王羲之与李世民、张怀瓘与孙过庭、姜夔与王僧虔、包世臣与康有为等，对用笔的高论，既影响历史，也影响现实。或者说，当代书法的创作，没有脱离这一群人的用笔理论窠臼，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深入研究那些我们未能理解或理解得不够的地方。比如，方玉杰对康有为的“方圆”说，既有普遍性认知，更有作为书法家的个人领悟。他说：“‘方笔’用的是停顿的笔法，‘圆笔’用的是提笔的方法。提起毛笔的时候，要把握中锋用笔，即注意圆的笔画；停顿处的时候，要注意笔锋向外拓展，即注意方的笔画。笔锋中含的圆笔法是篆书的书写方法，用笔锋外拓的方笔书写，是写隶书的用笔方法。用圆笔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婉转通畅，做到不停滞；顿笔的时候要注意精到而结体缜密。圆笔能够写出潇洒散淡、超逸舒展的笔画；方笔下笔比较凝重沉稳、沉着痛快。”

　　书法结构，是一个美学概念，继此才有书法作品的结构和一个字的结构。后者更是书法的艺术风格概念。

　　书法结构有哲学高度，方玉杰有所涉猎，但更多的还是从书法本体出发，以书法“微观”感知中国书法的形象之美和文化之美。比如，他探析了书法结构中的平正、疏密、轻重、高下、明暗、动静、长短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富含中国哲学智慧，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要津。中国书法是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现，尽管我们在讨论写字之法的时候，没有明确的哲学指向，但当我们沉浸在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中时，已经不自觉地触碰到哲学边界了。方玉杰对费瀛的书论解读证明了这一点。明代书法理论家费瀛的《大书长语》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涉及“结构、真态、客问、神气”四个部分。在论述中，费瀛很具体地谈到书法的基本问题，比如笔法与方法、气息与气韵，甚至对一块匾额的书写要素也进行了归纳。对此，方玉杰看到，“费瀛指出写大字主要在于自然书写，不要刻意去描摹、复制，要追求本真。可见，道法自然，无意于佳乃佳是书写的重要方法，也是内在要求。”

　　书论，也是“人”论，于此可见一斑。

　　方玉杰有一副宽泛的文化眼光，他在研判书法史的过程中，也关注着与书法研究有着紧密关系的墨与墨法。毛笔、墨、宣纸、印章，是中国书法的细节，缺一不可。方玉杰对墨倾注了深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言说了墨的前生后世，其中包括墨的起源、墨的研制与使用、名家墨的要素，以及名人与墨的掌故，“墨史”的轻与重、厚与薄。从字法到墨法，分明是做人做事的方法。这是中国文化使然，是中国哲学表达的一种方法。

　　《中国书法丛论》一书包罗书法万象，对专业理论研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对书法家而言，是接触古代书法理论的入门书；对普通读者而言，则是理解中国书法、认识中国书法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