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聂华苓从美国爱荷华来信，来信略谓──
八月间，我被选入“爱荷华州妇人名人堂”；十二月，爱荷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城”，为世界第三个城市有此命名。在美国是第一个。十二月我被选为新浪“文化人物”。2008年，是我的丰收年。
自从夫婿保罗·安格尔逝世后，聂华苓一直没有离开过爱荷华。
那是一座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小城。聂华苓在那个小城与保罗·安格尔主持“国际写作计划”，在那里一起生活，相濡以沫。
一个中国娇小玲珑的女子与一个魁伟健壮的德裔诗人，在这个小城不光碰撞出炫目的爱情火花，而且成就了一番举世瞩目的文学事业。
每年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在这个美丽的小城交流。因为这对异国夫妇的心血耕耘，这个小城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城。在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期间，每天都有文学讲座、诗歌朗诵会、戏剧演出或其他艺术表演。
这是全球商潮声中葆下的一块文学净土，顽强地撑起一角澄澈的文学天空。
聂华苓来信说，保罗·安格尔离开后，她也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但是她与国际写作计划关系从未割断过。她还经常为国际写作计划出谋献策，为其提供作家名单，包括中国作家名单，换言之，她并没有真正卸下国际写作计划工作。
我曾说过，她是一个勇敢、可敬、可亲的大姐；她是海内外作家的朋友，也是作家的亲人。到过爱荷华的作家和与她交往过的作家都得到过她的关怀、她的嘘寒问暖。从写作到起居饮食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她都想得周全，必要时她都会给予及时的援手──也许是一个电话、一声叮咛、一个意外的安排……她还经常为作家们亲自下厨……所有这些，实在令人感动，使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至于她的勇毅精神，在保罗·安格尔逝世后更表现无遗。
保罗·安格尔逝世后，我与家人特地跑到安寓去探望她。她带领我们看安寓内外的布置，一切的一切，还是保罗·安格尔生前的原样。她没有改变家中的摆设，保罗的书房，打字机仍然固守在那里，书桌上的打字稿、打字纸、笔、墙脚的那一双有点裂口的旧拖鞋，都依着安格尔生前原样地摆放着。其他如客厅、饭厅，甚至茶几上的摆设，也没有挪动。茶几上放着的是他逝世前翻阅的书、报，其中包括1991年1月30日的纽约书评和他自己的中文译著《美国孩子》。保罗·安格尔的珍藏、挂满墙壁的来自世界各民族的脸谱，还在那里扮演千奇百怪的鬼脸。
华苓说，所有这些──属于保罗·安格尔的旧物、旧陈设，都不会改变。他与她同在。
1991年，她与保罗·安格尔赴波兰接受“文化贡献奖”，就在途次芝加哥机场时、即保罗·安格尔遽逝的那一天早上，“他还在种茑萝”。她说，她看见他“在地上摊着一些血”。我在两年后的一九九三年去探望华苓大姐，茑萝已生长得郁郁繁茂。她说：“我一定要好好保育下去！”
茑萝是深情之物，寓意深刻，《诗经》的《小雅·頍弁》有“茑与女萝，施于松柏”之句，意喻兄弟亲属连绵依附、相互扶持、亲密无间。
遥想爱荷华山丘上的一座凌虚而建的闳大的独立屋，住着一个中国女子，孑然而不孤单，年迈而矫健，沧桑而不老朽，她的脸庞永远绽漾灿然的笑靥，我不禁肃然起敬！
1983年秋，我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后，逗留一年进修英语，聂华苓曾施以援手，给我挂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助理研究员名衔，为她整理资料，每月有点外快，其实是帮助我完成这一年的学校生活。
在爱荷华大学期间这一年，聂华苓大小活动特别是宴客和文化活动，都会亲自打电话让我参加，使我排遣了不少学子兼游子的乡愁和寂寞的心境。
我返港后，我把两个女儿送到爱荷华大学念书。我的两个女儿在爱荷华求学期间，也受到她多方的照拂。幼女曾因感情问题受到一位老师的欺负，学校不分青黄皂白，一味维护这位老师，并且反过来把责任推给我女儿，在我的请求下，聂华苓挺身而出，甚至为她找最好的义务律师出面，使她安然渡过大难关。我女儿获博士学位，聂华苓在颁授仪式上为她欢呼、为她鼓掌。在爱荷华大学的聂华苓颁授荣誉仪式上，我说，聂华苓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母亲。我此次赴爱荷华就是抱着探亲的心态。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对这位亲人、母亲的无限敬意和感激之情。我用了一种最简单、最直截的表达方式——家庭式聚会。
我老远从香港捎去鲍鱼罐头、香菇及威士忌，像过去我和许多中国作家在安寓下厨一样，三十多年后的我，在临离开爱荷华前夕，下决心亲自做一顿饭，款待聂华苓一家。
那一天，起过大清早，徒步跑到爱荷华一家由韩国人开的卖东方食品的店铺，买菜、肉。这家过去是唯一一家卖东方食品的店铺，原只占一个铺位的小店，现在已有三个铺面。听说这几年，还有一家更大的中国超市落成，这也说明到爱荷华大学求学的东方人显著增多了。
与三十多年前情景一样，我做菜时，聂华苓递给我一杯干邑，一边喝酒一边兴致勃勃地看我做菜。她说，要学我的烹饪。
过去在爱荷华写作计划活动期间，经常举行会餐。我大都是做豉油鸡、油爆虾和福建炒米粉，陈映真则是做台式煮鸡和元蹄（猪蹄），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是做肉末雪里蕻。
这一次，我做了三菜一汤，鲍鱼蚝油生菜、香菇焖排骨、大白菜炒韩国粉丝和韩国速冻金针菜鸡汤。
虽然菜式再简单不过，但在偏远的美国中西部的爱荷华城，已是一顿颇丰盛的晚餐。聂华苓试菜后，频说：“好！好！！”
恰逢聂华苓最疼爱的孙女、次女儿蓝蓝的女儿安霞，及安霞刚诞下不久的女婴，大女儿薇薇的丈夫克劳斯及孙子克里斯托弗都跑来爱城向聂华苓道贺。此外，还有安霞同父异母的哥哥保罗·金也来了。
除了大女儿薇薇因在多伦多大学执教鞭难以抽暇前来，聂家大小济济一堂，热闹得很，也吃得很香！
那一顿饭也是告别宴，翌日大清早我赶返繁嚣的香港。聂华苓坚持要送别。大清早自己开车，冒着豆大的雨，来酒店与我吃早餐。其实她并没有吃东西，她说早上不大吃东西，只是陪我吃早餐而已。吃完早餐，她目睹我上了酒店到机场的专车（她事先已帮我付了车资及酒店住宿、膳食费） 。目送她孤身沐在冷雨中去取车瑟缩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濡了！
四十年，我已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今天年纪老迈的人；聂华苓已从过去仪态万千的女子，变成一位和蔼可亲不失伶俐的长者。岁月流走的痕迹也许只是脸上的风霜，磨不掉的是她那澄澈的笑靥和响亮的笑声，磨不掉的是她的赤子之心和仁者的风范，磨不掉的是她与文化人亲逾骨肉的情谊……
今年六月下旬，我的次女潘宇翔一家到爱荷华首府得梅因办事，我让她去爱荷华城探望聂阿姨。女儿开了两个多小时车程去看望她。
女儿潘宇翔向我回忆道：
我今天下午开车到爱城。到了五月花楼，记得是旁边一条小路开上山。找到那红色的屋。按门钟，一个黑人女子走下来。她对我说聂阿姨在午睡，叫我晚上再来。我告知我开了两小时车到，没法等到晚上。她回去看说聂阿姨已醒。我把父亲和我的名字写在纸上，请她给聂阿姨。就是这样我进去了。聂阿姨不记得我了，但是她完全记得父亲，她说有些朋友永远记得。我给她看上次五十周年父亲和她的合照，也把家中近况告诉她，她很开心地问：“你爸爸最近是否有新作品出版？”她接着回忆说，“他人很好，头脑也很好，代我问候他。”坐了一个半小时，我便开车回得梅因了。
我女儿把与她见面的录音传给我——
你告诉你爸爸，我真的很怀念他。他这个人，头脑好，人又好，不像有些人，头脑好，忽悠忽悠的……
你告诉你爸爸，我很高兴你来了。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年纪也大了，可是他很努力……
想不到，四个月后她翩然而逝。
今天她已仙逝，但她的音容宛在，历历在目。她的二千金王晓蓝要我写一段话，在追悼会上朗诵，我写道——
我曾写过，您以一己之力，在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城撑起国际文学交流的一片蓝天！您是不同国籍、地域、文化背景的作家的母亲，您给作家以慈母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安抚那一颗颗在黑暗中、在战斗中守护光明与真理而挥毫的作家们创伤的心灵！1983年秋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后，我还勾留一年，在爱大恶补英语，以考读纽约大学出版管理及杂志学！您让我挂一国际写作计划助理研究员，以弥补日常开支。后来我把两个女儿送去爱大留学，又备受您的照拂。您对我的一家恩情深似海！我们慈爱而伟大的母亲，您的一生太劳累了，您虽然悄然而去，您的献身精神，您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令人仰止；您如一道划破长空的璀璨的闪光，照亮了许许多多作家心坎，我们将永远带着您的嘱托和温煦的关怀，恪尽职责，为文坛发出一份光与热！
我们伟大的母亲，请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1983年度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香港作家潘耀明泣拜
作者系香港文学馆馆长、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世界华文作家联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