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赴一场“70后”的文学邀约

——评《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70后”文学对话录》

《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70后”文学对话录》
桫椤/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代”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创造。“四叶草”论丛中的《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70后”文学对话录》，是兼具作家、评论家身份的桫椤与业已成为当下文坛中坚力量的14位“70后”作家的“同代际”对话体文学批评著作。该书立足个体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实践，围绕作品主题意蕴的挖掘、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布置、艺术手法的使用、言说方式的选择等，展开了对作家由文本而文学的复杂幽微的情感和心灵世界的勘察。在勾勒被文学界定义为“沉默的在场”“夹缝中的一代”的“70后”作家个体成长轨迹与作品实绩的同时，也为理解“70后”一代的精神风貌、审美理想与价值判断提供了观测的路径。书名“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取自作家薛舒在对谈中引用的特蕾莎修女的一段话，“如果你仁慈，别人可能会诬蔑你别有所图，但无论如何，要仁慈。如果你诚实，别人可能会欺骗你，但无论如何，要诚实。如果你找到快乐，别人可能会嫉妒你，但无论如何，要快乐。你今天做的好事，可能明天就被忘记，但无论如何，要做好事。把你所拥有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它也许永远不够，但无论如何给出你最好的……”以此作为这部文学对话录的精神注脚，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体会出“70后”作家、批评家内心朴素坚定的情怀与深长意味。

　　《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70后”文学对话录》对“70后”一代的文学及其创作、发展具体问题的理论化思考，不是直截了当给出判断结果，而是将对这些作家的思想观念之生成逻辑、内在机制、品性特征等诸多方面起支撑、印证作用的多项因素构置到对话的场域里，以努力揭示作家成长的文化生成因素。这些作家尽管天赋才情、秉性气质迥然有别，成长环境、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但对待创作都体现出强烈的个体意识和理性自觉。历史背景、生活经历、情感积累、知识素养等作为文化规约的合力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因此，这部对话录可以视为“70后”作家扎根这片土地、以独特的生命印记对创作理念做出的一次集中表达。作者在对话中突出强调了“70后”作家成长和价值观念形成关键时期的各方因素：一方面，市场经济、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伴随社会大变革、思想大解放，文学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商品经济与文化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观念渗透进文学的评价标准中，而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港台文学与西方文学同时成为滋养文学青年的源头活水。基于此，“对话”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因素对作家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影响。这种综合了政治思想、社会经济等文化生成因素的文学考察，对说明“70后”文学异质于“50后”“60后”“80后”“90后”文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学是“一个人的命运，一群人的悲欢”。“70后”作家是文学发展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也是文学价值意义的反思者、建设者、塑造者。“70后”是一场集体命名，也是独特的自我发声。跨越时空再度体认来时的路只为更好确认自己的价值，寻找和明确自我在这个世界中的定位。

　　贾平凹曾提出“文学书写的是记忆的生活”，王蒙认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韩少功更是强调“没有记忆，文学根本就无从谈起”。文学与记忆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基本问题。透过“记忆”的奇妙之窗，探索光影交织的文学，一个文学与时间、历史、现实生活经验，文学与地域空间以及文学的传统与现代、现在和未来、现实与心灵等斑斓的关系呈现在我们面前。《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70后”文学对话录》中作者把自己观察、注意到的这一连串文学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转化为个体文学创作的具体问答，在问答中提供给读者更多的阅读、思考与判断的契机。提问者关注作家的成长经历、与文学结缘的契机、创作道路的选择、创作过程的心理活动；关注作家成长与生活经验、性别、城乡、地域等因素的关系；关注文学作品素材的来源、影响作家创作冲动的因素、叙事技巧与文学虚构的关系；关注作家写作的风格特色与独特个性，特别是作家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对人情、人性的感悟，努力探求作家的写作立场、文学理想与审美追求，强调在当下碎片化、娱乐化、消遣性社会与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对文学带来的冲击面前坚守文学理想与价值的必要性等。这一篇篇鲜活、具体入微的作家访谈，勾勒出“70后”作家之于文坛的整体面貌。

　　《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70后”文学对话录》显示出理论书写的文体自觉。对这一理论书写的认知，最直观、也最容易联想到的两个参照物，即是见诸于报刊的记者访谈与最原始的阅读后的评论。三者相较，对话式文学批评的特点和优势更为突出、明了。该书即将理论与批评的对话性文体发挥到了极致。首先，对话式文学批评，是一种“文学现场的构建”。它邀请对话双方分别以批评者、读者、作者甚至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份，同时面对文本、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展开交谈。而且要求开展对话的双方，除通常人格层面所指涉的独立平等外，更要在文学领域（包括知识、专业、能力、素养、视野等方面）颇具造诣，深谙其道。唯有如此，对话的“文学现场”才能稳定、平衡、持续。其次，整体的批评对话，是同一场域中的双方与读者共同建构的。对话不是事前准备好的教条、呆板、“格式化”的一问一答，而是访谈者根据事前确定、渴望跟对话者交流的主题、范围、问题等框架，“悬置”已有的态度、判断进行的。这一过程中，双方可能产生共鸣的愉悦；可能发现新的问题或兴趣点，并进一步追问；也可能出现判断、态度、观点并不一致的情况，它有时会是豁然开朗的启迪，有时会是引发出此前未关注或未意识到的现象，有时也会是观念的截然对立，需要修正、调整或再认识。灵动、智性、无可预知又互相启发、共同参与、探讨是对话体的魅力之所在。其三，对话式的批评，是对事物真相的深层发掘。对话双方不满足于事物表层显现的内容，而选择潜入事物内部开展探究对话，那些不确定、被误导或尚未被发现的内容，都昭示着事物丰富的具体性。只要认真阅读、仔细体会，就会在这本“70后”文学对话录中充分感受到这些特征。这样充满智性与深度的对话，不仅反映出对话主体对文学的热情与执着、感悟与思考，也折射出他们不断从文学世界中撷取焕发生命活力的美感体验与独到认识，又共同维护文学这方纯净、神圣天空的虔诚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