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梅兰芳诞辰130周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京剧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梅兰芳纪念馆和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梅艺今辉——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展”日前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展览展出200余件与梅兰芳艺术人生密切相关的展品，包括手稿、书画、古籍、戏衣、戏单、乐器、唱片等，其中大部分为首次对外展出。
在200余件文物中，有这样一部一百多年前的日记十分重要，从中可以看到梅兰芳先生祖父梅巧玲的故事和艺术喜好，也是较为鲜见的记载有梅巧玲先生的珍贵史料。这部日记就是李慈铭所著《越缦堂日记》。李慈铭（1830-1894），初名模，字式侯，后改名慈铭，字㤅伯，号莼客，其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晚清官员、文史学家、学者、文学家，曾以诗文闻名京师。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补任户部江南司资郎，累官山西道监察御史。其学识渊博，承乾嘉汉学之余绪，治经学、史学，蔚然可观，被称为“旧文学的殿军”。李氏一生勤于治学，几乎日日记事，从咸丰四年（1854年）至去世时累积存有七十余册日记手稿共九部之多，其中就包括《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等，日记中记有大量的朝野见闻、人物轶事、社会风貌等内容；又有大量的读书札记，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同时还有关于名物考证、书画鉴赏等内容，及著者自撰之诗词等作品，《越缦堂日记》与清末的翁同龢著《翁同龢日记》、王闿运著《湘绮楼日记》、叶昌炽著《缘督庐日记》齐名，也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首”。在这样一部重要的日记中曾经于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七日记载了这样一则往事：
“孺初来，敦夫来。是日，四喜乐部头梅蕙仙出殡广慧寺，闻送者甚盛。下午，偕两君出大街，至其门首观之，则已出矣，遂雇车归。蕙仙，名巧龄，扬州人。以艺名喜亲士大夫。余己未初入都时，曾一二遇之友人坐上，未尝招以花叶。及今二十余年，邂逅相见，必致殷勤。霞芬，其弟子也。余始招霞芬，蕙仙戒之曰：‘此君理学名儒也，汝善事之。’今年夏，余在天宁寺招玉仙。玉仙适与蕙仙等羣饮右安门外十里草桥。蕙仙谓之曰：‘李公道学先生，汝亦识之，为幸多矣。’此曹公议远胜公卿，然余实有愧焉。自孝贞国恤，班中百余人失业，皆待蕙仙举火。前月十七日，骤病心痛死。其曹号恸奔走，士夫皆叹惜之。蕙仙喜购汉碑，工八分书，远在其乡人董尚书之上。卒时年四十一。蕙仙后更名芳，字雪芬”（《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九册）。
从文中可以看到，梅兰芳先生的祖父梅巧玲逝世于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初七日出殡，因为其名列“同光十三绝”，当天送殡者众多，包括李慈铭都想去送一送这位“故人”。梅巧玲之所以受到李氏的“青眼”，其中还有段不经意被人发现的小过往，隐藏于这段日记文字中。李氏记载其刚到北京之时（咸丰己未年，即咸丰元年，1859年）就已经与梅巧玲相识，当时的李慈铭还是位名不见经传的士子，在两人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每次邂逅相见，梅巧玲必然殷勤相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慈铭早年于京城“北漂”之时，过得并不如意，直至同治九年（1870年）41岁时中举，再至光绪六年（1880年）51岁时中进士，李氏在京城方才站住脚跟。但是无论其人生经历顺逆与否，梅巧玲都丝毫不在意，在二十二年的交往中对李慈铭始终善待有加，颇多尊重之意，誉之为“道学先生”。李慈铭特意记载，梅巧玲对自己的评价比一般的官员都要高，可见二人相交相惜之情谊。而且，在光绪五年（1879年）慈安太后（即清文宗孝贞显皇后）逝世后，一切娱乐活动被迫停止，四喜乐部的百余人皆等待梅巧玲召集演出。从中看出，不仅在梨园行中梅巧玲为乐部领袖，在士人之间也颇多赞誉，巧玲足担“义伶”之名。关于梅巧玲之“义”在其他的一些资料里也能见诸一二。在清末殿春生所著《明僮续录》中有这么一则记载：
“巧玲者，字蕙仙，景龢主人也。齿加长与倩比肩者，皆其后辈。色艺不具论，论其轶事。蕙与某公善，居久之，某公得监司，贫无以治装，蕙贷以资，且不责劵。某公强予之。囊橐既具，未成行而某公殁。会吊日，甫辨色，蕙遽至，人谓为索逋来也，相愕眙。蕙入帏哭且拜，探怀出劵就烛焚之，大恸去。今之古人哉，乃于伶也一遇之。嘻，异矣！”
上面记载中可以看到，梅巧玲对朋友的帮助丝毫不求回报，全凭义气相交。其“焚券”行为传喻士大夫及梨园之间，在梅兰芳口述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还有这段往事的记载。梅巧玲的诸多善行义举已经超脱于普通梨园伶人，传颂于梨园行内数十年，俨然“一代义伶”。
所以，当梅巧玲于四十一岁时突然去世，令梨园行内众人号恸崩摧，士大夫间多有所叹息，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这也对梅兰芳的一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虽然梅兰芳出生与梅巧玲逝世相距12年，但是关于爷爷的故事始终传颂于家庭与梨园行之中。并且，正因为梅巧玲一生义举甚多，对梅兰芳的学艺也多有帮助，许多名师曾经受惠于巧玲而对梅兰芳多有照拂。
关于《越缦堂日记》的记载中，还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内容，其中记有梅巧玲喜欢购买汉碑，擅八分书（即汉隶），被李慈铭夸赞“远在其乡人董尚书之上”。文中的董尚书即扬州江都邵伯镇人董恂（1807-1892），历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权大臣。董恂的书法与梅巧玲的书法孰高孰低，此中不过多讨论，但是梅氏的“喜购汉碑，工八分书”“工隶书，精鉴金石”（邗江小游仙客著《菊部群英》载）值得仔细探究。梅巧玲为泰州人（清属扬州），所以关于他的记载都为“扬州人”。在清中期之后，因乾嘉学派的重要分支“扬州学派”对于金石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中汪中、阮元等诸多学者在古文字的考释与金石碑帖的鉴定多有着力，且清中期之后的清代隶书大家吴廷扬（先字熙载，后字让之）亦为扬州仪征人，长期居扬州市内，对当时扬州地区的书法和金石学影响甚大。故乡的学派和金石学的文化对梅巧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他一生钟爱金石汉碑、精鉴定，能作一手不错的隶书，这也使其在士大夫间深受器重，令其不同于其他艺人而多出几分文雅之风。这一文雅的喜欢，也影响了梅家几代人，巧玲二子梅肖芬擅绘兰花，被誉为“写兰有板桥道人风致”（见王韬著《瑶台小录》）。梅兰芳一生也雅好丹青，在其蓄须明志，不再登台唱戏之时，便以鬻画为业补贴日常用度。
从《越缦堂日记》中，可以看出梅巧玲的“义”与“文”，这两点对梅兰芳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梅兰芳身为一代宗师，其对梨园行的贡献和众多艺人的照顾是有目共睹的。而在艺术上，梅兰芳转益多师，与众多著名艺术家相知相交，王梦白、齐白石、徐悲鸿、吴湖帆等艺术大师皆为梅家的座上客，对不同艺术门类的探索和学习，令梅派艺术达到“至臻至善美轮美奂”的艺术特点。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