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
沈湘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湘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是其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与文化问题、现代性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同样具有鲜明的“沈氏风格”：始终关注现实问题，以现实观照思想，以思想关怀现实。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时代现实，尽管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对这一现实形成了多维度、多学科的考察与研究，但是一种深入的哲学反思仍然是必要且弥足珍贵的。黑格尔曾言，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作为一种对中国问题的哲学思考，该书主题鲜明地切中了“中国时代”，深刻地触及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根基性问题。就内容而言，作者回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遇”的历史以及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底蕴，结合中国哲学经典文本及其阐释与中国人的历史实践，凝练出了“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并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这一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书中有很多极富洞见的观点和极具启发性的讨论，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其中三个重要思考就充分彰显了该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借用马克思的概念来说，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它的生成与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精神动力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很多人往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片面解读，一味强调“物质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包括韦伯在内的学者也不免对马克思主义形成这样的偏见。诚如作者所指出的，马克思是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甚至明确要求，要对德国现状进行科学批判不能仅仅从德国的现实出发，而是要从反映德国精神状况的德国哲学出发，马克思对精神力量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沈湘平分析指出，“所谓‘韦伯命题’的实质其实就是从正反两方面说明现代化需要特定的以伦理为核心的精神动力。没有特定的精神动力，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发生，也不可能真正持续”。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精神力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展开过程来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精神力量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时期都能看到具有不同内涵的精神标识，如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标识以领导人系列讲话和官方政策文件的形式彰显着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渐显现出了在巨大的人口规模基础上形成的人口红利，而同为人口大国其他国家却很难形成人口红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人民精神力量。正如沈湘平指出的，“传承着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内部可能千差万别，但总体上都具有千百年来形成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劳、特别能牺牲的精神特质”。正是有着这些精神力量的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肯干实干，才使得当代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进而开拓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第二，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内在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其底蕴作用进而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其真理作用。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种“有机结合”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根据笔者的阅读，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尚不充分，而作者给出了一种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主要涉及三种存在形态，即作为历史文化、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文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一体，但又相对区分。其中，历史文化更多是客观实际层面，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文化更多是主观精神层面，但文化心理结构侧重自在、本能的形式，思想文化侧重自觉、理性的形式，可以说分别代表着传统文化的（肉）身、心（理）、（大）脑。”这是一种文化哲学的阐释，文化是有其结构与分层的，如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自觉文化与自在文化，等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划分为历史文化、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并在三个层面上详细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机制及其历史效果。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全面且具体的，作为一种“外来思想”，马克思主义只有深入到中国历史文化、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文化中的各个方面，才能够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进而扎根于中国。尤其是作者把握到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入到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融入人们的经验、常识、行为方式之中，达到不自觉的日常生活行为层面，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才是可理解的。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分层，作者为“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这同时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奠基于传统文化根基问题的解答。

　　第三，以“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标识。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由此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古老智慧与精神力量，就需要结合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在表征着中华文明精神的经典中提纲挈领地提炼出一定的标识性概念。就目前来看，不管是领导人的系列讲话，还是学界自觉不自觉的研究与探讨，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在《周易》《中庸》等经典以及朱熹、辜鸿铭、潘光旦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标识凝练为“中和位育，安所遂生”，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一方面，相对其他标识如“生生”“和合”“道气”等，“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更为全面地凝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即以天地为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安所、守位进而并育、遂生的生存之道，致中和而参赞化育的价值追求以及依道而存的实践智慧，这八个字所内蕴的基本理念近乎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全面概括，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且同时也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包含着对解答人类今日困境的基本提示，如崇生厚德、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等等，这一核心标识的凝练无疑有助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为人类社会贡献中国智慧。

　　通过不限于以上三者的阐述，作者确认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揭示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则性规定。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思考，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这一总问题的思考。当然，作为一种哲学思考，相信作者在后续研究中还会对以“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为标识的传统文化根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限度予以探究，进而完善对该问题的批判性考察。总体来说，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展现出了宽广的研究视野、深厚的文献功底与通透的哲学思考，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