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历史的双重释读与文化的互文

——谈翟进著《天真与自由——漫步中国古代艺术》的人文历史意义

　　当艺术与历史一旦被置入审视与解读的历史显微镜下，成为历史中的人文研究“切片”，观察与释读就具有了文化交互的互文性。当我读到翟进著《天真与自由——漫步中国古代艺术》（以下简称《天真与自由》）书稿时，涌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词汇，便是“互文性”。

　　互文性，外文原词是intertextuality，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是由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根据几个最常用的法语词缀和词根拼合而成的新词。“语词或文本是众多语词或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一个语词或文本来……因此，文本间性的概念应该取代‘文体间性’的概念。”这是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经典式的定义。

　　“互文性”，要论文学的写作理论起源，当源于苏联时期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对话性）。而在翟进所著的《天真与自由》中，“互文性”与“对话性”则表现为“边界与对望”的叙事策略设置。这种叙事设置，使得翟进得以站在“此在”“当下”之时空“点”上，凝睇着“彼岸”之艺术生成，与该艺术生成过程中及其生成后所可能发生的所有文化联结——这种联结既是中华历史文化自给自足的、源自全部以往中国历史的文化集合：艺术的、文化的、哲学的、物质与经济的、历史的……矩阵式集合，同时又有当代与历史的东西方文化、文明“穿越式”抵达现场，共同参与释读。翟进也由此而“俯仰”宇宙与大地之所在的“道”与“存在”，内省自身的人文立场与思考，从而异时空而同“在场”观察当时文物和历史的发生与构成，上演历史文化的“罗生门”。这一切，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思想观念，中国与东方的文明智慧和西方的文史哲的哲思，共同审读与阐释历史文本——中国古代艺术的文明结晶，也即那些艺术历史文物及其同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历史现象本身。在审读与阐释艺术品作为历史文化物证和历史文化现象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文本的引用、拼贴、戏拟等手法，以还原历史的真相，溯源先民与历史中的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时的动机、驱动力及其在作品中所寄寓的“人文性”。历史的审美、语言言说的自由、生命的意志及其表达，心灵对彼时代“在场”的回应、批判，以及超越其上，对历史与现实之精神枷锁的打破，诉说对自由的憧憬与向往，这是翟进《天真与自由》这部书稿中我最关注的人文价值。这些憧憬与向往，在“彼岸”表现为“他者”对历史中的神话、图像与仪式范型的塑造，表达为“他们”依“人性”的本真精神对原有生活的改造。这种改造既可以是器皿方面的革新，也可以是对文化典章制度的革新化表达与实验性超前实现。翟进这种“互文性”的写作，是对既有的艺术史写作的一次大胆的革命，也是对既有的艺术诠释与话语体系的一场艺术史思想领域的新开拓，以其新锐的力量与激烈的方式，表达出对传统艺术史解读的语言程式的不满足，用理性主义与当代人的现代性（人文性），对艺术史进行新的审读与阐释。这无疑是新生的人文力量对学院派艺术史解释的话语权力的一次挑战与突破。

　　由于这种“互文性”的另类艺术史解读，使得一部艺术史类的人文图书有了思辨之趣，不同文化与文本间产生强烈冲突而形成跨界冲撞的野性之美，使得整部著作富有思想张力。翟进的这种写作，验证了台湾文化学者王汎森的一句名言：“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在对本书的写作中，实现了从一个北大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这样一个“理工男”的身份角色，到艺术与人文领域里的“思想者”这一新人文身份的转变，并因这种跨界，既给自己，也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新鲜感。进入这个新的世界里，翟进激扬文字，在对艺术文物与艺术史的批评与解释中，实现了对自我的“人文解放”。其思路之别出心裁，展现出顽童般调皮的纯真之美，显得“天真”而“浪漫”。这种“混搭”的艺术释读，在给人提供新知识信息的同时，又给人诸多思想的启迪。

　　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论文化》中讲到“文化”，提到“四种主要含义更为突出”，包括“大量的艺术性作品与知识性作品”“一个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习俗、信仰以及象征实践”“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把翟进这部《天真与自由》的内容加以言简意赅的概括，特里·伊格尔顿这关于“文化”的四句，正好可用来作内容揭橥，而且有恰到好处、异常巧妙之感。

　　阅读是一种生活，思想也是一种生活。何况这种阅读也可以是精神与智力的冒险旅行，充满了发现的快乐与思想刺激，同时又带着大量的“艺术性作品”与“知识性信息”，既可以因大量的艺术品与文物图片而赏心悦目，又因为“丰富的知识性”而开卷有益。这种“文化”类型的人文出版物的编辑、出版、阅读，阅读者、编辑者与写作者可以实现同步同“期”的思想探险，由其中的艺术的镜像可以看到历史中的艺术创作，也可以看到现实中的自我精神意志的“互文性”在场。这种可以相互对望而质疑彼此的立场，也可以置换各自的在场与角色扮演，从而在历史艺术的文化注解之际，得以“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这正是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化最值得深加品玩之处：可以“天人合一”而作“齐物论”以观艺术万象，“一览众山小”，也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于一物一画之间——“幽人自来往”。

　　学者龚鹏程著书名曰《有知识的文学课》，翟进《天真与自由》一书则可谓是“有思想的艺术史”。在书中，“艺术、历史与思想性”因历史而得以“三合一”，又因“历史、思想与艺术”而“一分三”，得以品味三种滋味。在阅读中，还可以进行“旋转门”式的角色变化，互换立场而进行新角度的观察与体认。

　　阅读的历史，就是创作的发生。现象，就是终点。而“终点”，又反过来成为“历史现象”，成为“历史研究”的起点。这仿佛是时间隧道的虫洞式跳跃，又仿佛是产生了量子纠缠运动。物理世界与人文世界都可在“测不准”之间，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在感知“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之时，见到实证般的文字，具体而微的生动细节，富有人文美感，如入武陵之桃花源中。我们阅读与言说此书，究竟身置何处？是在桃花源内，还是在桃花源外呢？我们欲寻进入的途径，然而我们常常忘却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