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中华文脉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原因众多，其中文化典故的跨界运用是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典故运用在中外文化艺术史上并不鲜见，即通过对先人典故隐喻式和创造性运用，进行文化再生产，并由此实现对文脉的传承。与此同时，一种典故被重复不断使用，往往会转化为一种民族的艺术母题，并与这个民族的其他艺术母题和文化符号一起，形成后世文化生产不可或缺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历史，也是一部典故演绎演化的历史；一代又一代文人艺术家对典故的创造性运用，不仅延传了文脉，而且创造了经典序列。
古代许多诗文大家十分善于运用典故。王勃《滕王阁序》之所以能成为古代骈文的经典之作，在于对典故的出色运用，王勃为抒写仕途多艰的心中郁结情怀，运用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借先人怀才不遇的境遇表达自我的苦闷心情。李白赞美杨贵妃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中“群玉”为山名，“群玉山”指神话中的仙山，出自《穆天子传》，是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的著作，李白借此典故，将杨贵妃描写成如天仙一般美丽。李商隐的诗歌更是运用典故的成功范例，著名的《锦瑟》诗就用了四个不同类型的典故，如文化典故、历史典故、文化传说典故等，使多种典故熔为一炉，创造了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
文学领域典故的运用，可达到以简驭繁、言简意丰的艺术效果，这一方法在其他艺术如绘画中也时常被运用。唐宋以来，绘画中更加频繁地使用典故，《宣和画谱》著录的作品中，就有很多是以典故为基础的绘画。“渔父”是古代绘画中常见的题材，而自唐代张志和以来发展成了固定的画题，“待渡”作为绘画题材至五代董源也发展为一种绘画主题。陈洪绶《闲话宫事图轴》使用了一个历史典故，即东汉音乐家伶元闲话飞燕宫事，借伶人之间的叙说以抒写画家胸中的幽怨与对自我命运的叹惋。唐寅对在绘画中使用典故更是情有独钟，他善于将沉寂于久远历史深处的典故进行化用，由此点化出富有新意的作品，甚至成为后人喜爱的新典故。绘画之中典故的运用，往往能使画作超越单纯的画面形象，而获得深刻的历史感悟、人生况味与哲理意涵，让诉诸视觉的图像生成画面之外的意象之美、思致之美，中华文脉也由此获得新的生命力而持续流传。
中华典故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母题，如嫦娥奔月、携琴访友、西园雅集等，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与宝贵财富，而且是文化生产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以自然山水为背景的文人画中，“携琴访友”为常见题材，如文徵明《携琴访友图》、唐寅《秋山高士图》《潇湘归隐图》、戴进《携琴访友》、黄慎《携琴访友图》、傅抱石《携琴访友》等，既以自身笔墨意趣延续着传统主题，又以独特艺术风格形成新的艺术经典，成为中华艺术长廊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一部艺术史往往是各种艺术母题和文化符号延传、阐释和演绎的历史，而由那些主流艺术形式与艺术家对这些经典母题与符号进行创造性演绎而产生的精品佳作，其艺术之光照耀之处，既滋养了人们的心灵，也启迪了人们的灵感，为各界别文化创造主体提供了丰沛的文化资源。一种艺术母题，可以在刺绣、瓷器、漆器、丝绸、金银铜器、雕刻等诸多艺术形式中开枝散叶、滋长繁育，构织和丰富中华艺术的恢宏殿堂。
例如，作为人神之恋的洛神母题，反复出现于历代文人艺术家笔端。曹植《洛神赋》中对洛神美貌的神妙绘写堪称经典：“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美妙书写，将洛神仪态婀娜、飘若流云的姿容描绘得惟妙惟肖，这为其他艺术家的再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与审美资源。顾恺之的名作《洛神赋图》便是一幅在现存中国古代绘画中被认为是首次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画作，从文字媒介到绘画媒介，洛神形象被赋予了新内涵：《洛神赋图》不只是将曹植《洛神赋》这一文学佳作中的洛神形象以视觉方式呈现出来，而且将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主人公那种凄美情愫、无限怅惘之情，借助绘画独有的表现方式展现出来，获得一种更直观、更富感染力的艺术效果。洛神形象在持续的再创造中获得经久不衰的魅力。千余年之后的今天，赋文、绘画中洛神奇幻缥缈的形象与扑面而来的浪漫气息，激发了当代艺术家的创造灵感——河南卫视相关主创人员以舞蹈艺术形式和短视频媒介创作了《洛神水赋》舞蹈，借由水中洛神的翩然舞姿，制造了先声夺人的惊艳效果，演绎出一场视觉盛宴与唯美雅赏，成为短视频时代当之无愧的精品，成功实现了古代经典的当代表现与流传，让世界为之惊艳。
再如，水墨山水与竹石作为文人画热衷的题材，在千年不辍的演绎中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经典文化符号。倪瓒萧疏寂静之美的山水风格备受推崇，历代绘画大师如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恽南田等多有仿作；竹石之绘更为文人画所情有独钟，文同、柯久思、苏轼、吴镇、徐渭等画家之精品竹石图等，既使文人画传统日趋兴盛、经久流传，更赋予传统经典文化符号以审美新质。自北宋诞生千古名作《千里江山图》以来，历代画家多有临摹，包括由清代方琮、王炳二位画家分别奉旨临摹的《千里江山图》，以及现代国画大师张大千仿《千里江山图》，都成为艺术经典之作。有感于此，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从《千里江山图》的意境创化而出，不仅深得原作山势险峻而有序、主次分明而灵动的美学精要，而且匠心独运地借助舞蹈语言，设计出“落云”“险峰”“望月”“垂思”“青绿腰”等富有诗性与表现力的舞蹈造型动作，从而借助表演者曼妙舞姿、缥缈神情与流转眼波，细腻生动地表现了空灵飘逸、梦幻如诗的唯美意境。而悠扬中有激越的音乐旋律、飘逸中有刚劲的舞步节奏，使舞蹈内涵更显丰厚，呈现出雅逸悠然、翩若惊鸿的超然之美。
当代文化创造主体传承先人历史遗产，借助影视、动画、数字技术等现代媒介进行再创造，已经形成一系列新经典。哪吒的传说与形象，从上世纪中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的传统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中表现的“奇、绝、壮、美”，到今天以数字技术创作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人物形象设计、场景设计、主题意蕴得到全新演绎，充分显示数字技术的表现优势，成为备受欢迎的文艺精品，获得第33届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第16届中国动漫金龙奖等一系列大奖。
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重新诠释了原著《封神演义》中的故事，运用现代电影制作与特效技术再现了上古时代的宏大场景，同时融入了现代元素和情感表达，让电影画面更加真实、更具感染力，虽然艺术性方面还不够完美，但在商业制作和娱乐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积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媒体多元化与人工智能时代，中华典故和艺术母题等的运用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典故运用有助于丰富作品思想内涵与审美品格，往往被历代艺术家反复运用、改编而延续与丰富着传统；艺术母题与文化符号也因其丰赡蕴涵，成为当代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精神富矿。数字时代，新的艺术手段、表现方式、媒介载体层出不穷，为传统的延续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生机。中华历史典故及其所蕴含的艺术母题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当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充分挖掘与运用这一文化富矿，讲好中国故事，延续中华文脉，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不竭的精神支撑。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