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集》

　　朱舜水（1600—1682）诞生于浙江余姚之际，正值日本德川家康（1543—1616）结束“关原之战”，取得政权，与菲律宾、安南（越南）、柬埔寨甚至漂流至日本的法国商船展开外交，确立了“朱印船”到中国、东南亚、中东地区的航路。其后，德川幕府为封锁基督教入传并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于宽永十八年（1641）实施锁国体制，仅允许中国及荷兰船渡航长崎。当时中国适逢明清鼎革之变，一些文士僧侣走避东瀛，隐元隆琦（1592—1673）、独立性易（1596—1672）、东皋心越（1639—1696）都是明显的例子，这是朱舜水渡日居留的时代背景。而德川家康礼聘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师徒，将朱子学列为幕府“官学”，在此汉学素养成为教育主流的时代，朱舜水应水户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之聘，成为宾师，将儒教文化的普及推向高峰，并对前期水户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是朱舜水得以在日本传播中华文化的关键所在。

　　朱舜水四十六岁至六十岁期间，往来舟山群岛、安南、日本长崎之间，在东亚海域活跃达十五年之久。其间经历了明朝灭亡、南明政权崛起抗清，以及郑芝龙赴日“乞师”，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因而召集幕臣商讨对策，纪伊（今和歌山）、尾张（今名古屋）、水户等“御三家”以及京都所司代板仓重胜（1545—1624）、九州柳川藩主立花宗茂（1567—1643）等人，一度准备出兵援助。朱舜水往来长崎多达七次，直至1659年7月郑成功北伐南京失败后，才决心居留长崎。据笔者在九州柳川古文书馆发掘的朱舜水门人安东省菴（1622—1701）家史料显示，朱舜水曾参与“乞师”活动，此事于今井弘济（1651—1689）、安积觉（1656—1737）撰写的《舜水先生行实》中也得到证实。2013年9月2日，我们研究团队在日本德川博物馆发现《鲁王敕书》（1653年）的真迹，内容也再次证明朱舜水与鲁王之间具有反清复明的连带关系。检视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汉字”与“儒教”的传播是带动东亚文化交流及文明发展的关键。朱舜水在日本传播学问，更与儒教普及息息相关。他扮演“海外遗民”“亡命儒者”及“汉学教育导师”的角色，对越境文化的传播做了最有效的诠释。

　　朱舜水逝世后，加贺藩的门生五十川刚伯（1649—1699）率先将其文献辑成《明朱征君集》（十卷，未刊，1684年，原稿典藏于东京的“尊经阁”文库）；德川光圀亦请儒臣整理其遗稿，刊行《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1715年），成为日后研究朱舜水的基础文献。1912年，东洋史学家稻叶岩吉（君山，1876—1940）于东京文会堂出版《朱舜水全集》，促使中日学界开始关注朱舜水研究。1911年，孙文辛亥革命成功，朱舜水在日事迹与史料回传大陆之后，其相关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梁启超（1873—1929）首将朱舜水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并列“清初五大师”，为朱舜水撰写年谱，并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此外，于《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一文中，亦论及同为浙江余姚出身的朱舜水与黄宗羲学风之异同，介绍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晚清驻日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提及朱舜水“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日本杂事诗》），点出了他的国家认同；普及东西文化的思想家王韬（1828—1897）赞扬朱舜水为德川光圀作《学宫图说》乃“开日本文教之先声”（《扶桑游记》）；1912年，流亡日本的维新人物康有为（1858—1927）更作《怀朱舜水五首》诗，悼念朱舜水襄助德川社会兴盛儒教；后藤新平（1857—1929）誉朱舜水“纵明室恢复之志不成，而以满身忠愤之气，寓之一篇楠公之题赞”（《朱舜水全集序》），形容其与德川光圀的关系是“水月镜花，相得则成俊致。之瑜之于我邦也，真得其所”。

　　朱舜水东瀛讲学，达致“老者白须白发，亦扶杖听讲”之境地。其一系列思想主张，皆有着对忠义思想之深刻体现。辅佐德川光圀“经邦弘化”，对《大日本史》的编纂及“前期水户学”的发展影响至深且远，建构了日本思想界难以磨灭的价值体系，对东亚文化交流及文明发展的贡献更是不容忽视。中日学界从教育家、思想家、儒学家等不同视角，对其做了多元、多向度的诠释。朱舜水与日本官学界人士往来的书简、墨宝，至今仍大量流传于九州的柳川古文书馆、水户的德川博物馆以及日本各地的乡土史料馆，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笔者针对朱舜水全集的诸多版本，在拙书《新订朱舜水集补遗》（2004年）中做了详细的说明，今日宁波出版社刊行的“四明文库”之《朱舜水集》共分三册（四十卷附录五卷）。第一册（第一至三十一卷）以稻叶君山编《朱舜水全集》（1912年）为底本，并参考茨城多左卫门刊行《舜水先生文集》（1720年）、马浮编《朱舜水全集》（1936年）及朱谦之编《朱舜水集》上下册（1981年）等版本，汇辑了最完整的朱舜水文集。第二册（第三十二至四十卷）以《新订朱舜水集补遗》为底本，并参考《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Ⅰ·朱舜水文献释解》（2013年）、《柳川文化资料集成（第二集）·安东省菴集（书简编）》（2015年）、拙书《天闲老人独立性易全集》上下册（2015年）等版本，同时收录《舜水朱氏谈绮》及舜水墨迹，完成朱舜水文集的补编。第三册的附录，计五卷。附录一为《年谱》，附录二为《文录》，附录三为《友人弟子传记资料汇编》，附录四为《民国以来相关文献选录》，附录五为《朱舜水研究参考文献》，增补至2023年的相关资料。这部最新版朱舜水文献的问世，有助于大家从东亚文化交流及文明发展的角度，思考朱舜水研究的多元性，未来发展可朝着国际共同研究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从更广阔的视野，实现朱舜水研究的新纪元。

　　回顾笔者自1985年赴日本九州大学留学以还，研究朱舜水已历三十八载，每当新研究、新史料、新全集的出现，都让人兴奋不已，且都留下鲜明的记忆。研究素材不断出新，可以让学术研究多元化、深度化及体系化，“四明文库”之《朱舜水集》带领我们进入另一个新的研究境界。借此，感谢日本柳川市金子健次市长、柳川古文书馆江岛香馆长，慨允将典藏的朱舜水、安东省菴相关珍贵资料转载刊登；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宁波出版社社长袁志坚所领导的编辑团队，极尽心力，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顺利刊出最完整、最具参考价值的《朱舜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