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　李道新/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是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近几年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虽然乍看起来数字人文与其多年深耕的传统电影史学似有割裂，但深入细读便发现其背后内在贯通、自成源流，是李道新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构性汇总。在该书中，他不仅对其一贯关注的话题展开讨论，更为数字技术时代下中国电影研究的新发展摸索出一条可资尝试的新路径。

　　该书是在作者已刊发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来，通过对顺序的调整与增删，使得整本书呈现为一幅逻辑晓畅的学术地图。开篇第一章，作者总结了数字时代下中国电影学界的整体样貌，在提出学界正在经历思维转向与范式转换的观点后，提出学界正在期待着一场可能的学术转型。在讨论过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之后，作者开宗明义地讨论了电影的本源问题——主体性与本体性。作者认为在电影主体性方面，中国电影理论中的关键问题并没有如西方理论一般得到充分阐发和译介。而在本体论方面，以现实主义反映论、文化研究等方法讨论电影问题仍有失恰切，因此作者提出以数字人文与媒介考古的方法重新探寻中国电影源代码，以此作为解决中国电影主体性与本体性的尝试。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统领下，引出了作者对后文电影银幕、数字人文、电影美学以及知识论的讨论。

　　《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共分为十五章，核心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中国电影源代码、中国电影主体性建构、数字人文与影人年谱、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构与平台建设。关于中国电影理论中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中国电影的源代码，作者从早期电影工作者，如郑正秋、欧阳予倩、卜万苍、吴永刚、费穆等人的文论中摘取出“空气”“同化”等观念展开论述。对郑正秋等人的史学研究一直贯穿于李道新的学术生涯。21世纪初期，他便撰写过《电影启蒙与启蒙电影——郑正秋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涵义》（2004）、《郑正秋生平与创作年表》（2004）等文，其后又撰写过《郑正秋与中国电影学派的发生》（2018），且近些年也着力于撰写郑正秋年谱，足以见作者对郑正秋等早期电影人的重视。从中国电影诞生初期而非传统中国美学文论中寻找电影源代码也更能切实体现中国电影研究的主体性与本体性。“空气”与“同化”体现出电影人要求电影创作者之间、服化道的配合上以及电影与观众之间都要包蕴在一致的氛围中，构建同气相求的教化世界。这虽然是电影领域的美学探索，但其背后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的内在诉求。

　　作者在溯源过电影源代码之后，又在对左翼电影、进步电影、新中国电影的美学论述中展开了对中国电影主体性建构的进一步讨论。虽然作者没有在书中过多强调中国电影主体性问题，但其作为一条隐线却一直贯穿于该书始终。从2014年李道新与学者鲁晓鹏就主体性问题展开讨论至今，他已陆续撰写多篇文章对中国电影主体性问题进行主题讨论，而2016年刊发于《文艺研究》的《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一文更是将作者对中国电影的思考由主体性这一单一维度扩展为包括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在内的三重维度，这正是李道新多年思考的一次集中整合，而如此思考也贯穿于其后的学术研究中。因此在这本书中，作者论及左翼电影、进步电影与新中国电影时，便致力于探索其在中国电影源代码之外所呈现出的中国电影学派属性，力图为中国电影主体性建构寻得确据。

　　随着数字计算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数字人文成为李道新近年关注的新方向，并力图将其与传统电影史学方法相结合。影人年谱与数字人文的结合正是这一思考的结果。影人年谱是传记与编年的结合，是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应用于电影领域，最大限度还原历史样貌，探寻影人生命轨迹，从而将个人与事件从抽象宏大叙事中“解救”出来，回到“人文”的历史研究。近些年学界陆续对近代思想文化界与戏剧界的重要人物，如夏衍、鲁迅、洪深、陈荒煤等进行了年谱编纂，刊发、出版了一批具有权威性的年谱成果。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助力下，数字人文与影人年谱相遇，这不仅在技术层面为影人年谱的信息搜集、甄辨、整理、结构化、视觉化呈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以数字方法编纂影人年谱也在思维方法层面为传统史学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改变。

　　作者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展开，进一步延伸到对电影数字平台建设的研究，除了相关文章、著述，李道新带领团队创建了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由此展开一场结合传统史学、数字人文与数字平台建设的综合电影研究场景。该平台通过数据采集、整理、结构化与可视化的方式构建了包含影人年谱、电影计量、知识生成、电影百科以及文献索引在内的五个数据库，作者力图通过对数字平台的相关建设打破传统史论研究、电影实践、评价体系与公益服务的壁垒，以期重构中国电影研究，并以该平台为窗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生态体系。

　　李道新在对上述主题，即中国电影源代码、中国电影主体性建构、数字人文与影人年谱、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展开论述后，将之融为一体，整合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该体系贯彻了主体性、整体观、具体化的总体思路，同时依托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在其基础上展开五个体系建设，分别是：作为基础的学科体系、作为核心的学术体系、作为目标的话语体系与作为两翼的创新体系与评价体系。由此形成三位一体、两翼共振、平台融合的总体研究框架。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设是一个解构的过程，是要打破理论与史学的界限、学术与实践的界限、专业与“迷影”的界限，打破不同平台、学科、话语的壁垒，以及时间与空间的差异，从而对中国电影研究进行全方位的重构，以适应中国电影和数字时代的要求，焕发全新生机。

　　综上，《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一书融合了李道新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其学术思考的结构性整合。其中既有对中国电影本源性问题的思考，也有对中国电影主体性建构的讨论，更有对数字时代下中国电影研究可资尝试路径的探寻，尤其是后者成为此书的核心。李道新作为具有开创性的先行者，为电影学界摸索出一条鲜有人至的研究路径。

　　本书体系健全且自成一体，但是由于电影学领域中的数字人文、平台建设与知识体系研究都相对前沿，与其相关的后续研究尚未跟进，因此也有一些问题仍需后继者探究与思考。

　　例如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建设方面，由于平台建设在电影领域初次展开，鲜有经验可资参考，其体系架构与建构方式等问题仍需探索。作者明确建构了五个数据库——影人年谱、电影计量、知识生成、电影百科、文献索引，那么此五者之间如何增加互动性并使各数据库相互统一而非各自孤立？除此五种研究外，以数字人文为基础的电影平台建设将如何继续拓展？各数据库内部如何更加充分发挥数字人文功效，如电影计量研究除对影片形式风格的讨论外，还能如何发挥计量功能？此外，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建设依托知识社群，以众包群智的方式展开，这种方式极为新颖与先锋，也可极大程度地吸引相关学者的参与，但是如何保证平台基础信息的有效录入与平台构建的有序展开等问题仍是值得思考的方面。除了平台建设，以数字人文进入影人年谱的研究，在技术层面的确对传统史学研究大有助益，但是在方法层面，如何拓展其效用，使其对传统史学思维产生深刻影响尚需探究。如果在方法论层面的影响仍以工具属性为核心，那么数字技术的价值则难以充分发挥。

　　虽然关于数字人文、平台建设等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李道新已然以先锋的姿态为学界同仁们摸索出了一条通往数字时代的电影研究新路径，理论的框架已然成形，期待后续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