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文的文明贡献

——“汲古论坛”第三十场暨“何为中国”系列第七场学术活动举办

　　——他以鲜明的文明自觉，试图力挽中唐困局与文明危机。

　　——他积极重建儒学的普遍性。

　　——《新华成语辞典》里，有331个成语是他创造的。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古文是中华文教的核心载体，作为当代的文史学者，应时时思考传统文史研究的意义何在。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文明’与‘文化’，以解读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实践，沿着中国文明自身的话语脉络来理解‘中国’，也需要从中国自身的文明历史经验来理解‘自我’；我们需要多重文明视角的交互来观照中国，也需要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来诠释古代中国、确认今日中国、想象未来中国。”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三十场暨“何为中国”系列第七场学术活动在京举办，活动主题为韩愈古文“同道中国”理想的文明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在活动中谈道。此次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主谈，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谢琰参与对谈。治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以贯通古今的视野共同探究韩愈之文及其人文价值，围绕韩愈的文明自觉、文道观的文明内涵、唐代对中华文明的更新再造等问题，探讨韩愈古文的文明贡献。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谷卿主持。

　　“他对时代危机的思考，是对文明危机的回应”

　　“韩愈对时代危机的思考，是对文明危机的回应。”刘宁认为，韩愈所面对的中唐困局，呈现出文明危机的显著特点，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危机，不是一时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出现深刻的内在困境，各方面亟待深层的调整。在韩愈看来，中唐的困局来自于儒学自身的困境。汉朝以来儒学治国的根本精神“忠”和“孝”开始衰落，安史之乱的爆发反映出“忠道”的脆弱，而门阀制的解体、科举制的推行、官僚体制的发展，又带来了“孝”的日趋薄弱。清人叶燮曾言道：“中唐不是一代之中，而是百代之中”，这句话正精辟地揭示了中唐变化的深刻性。刘宁由“文明论”的视角切入，从文明危机、文明自觉、文明自省、文明结构四个方面，揭示了韩愈古文的文明意义。

　　刘宁认为，韩愈有着鲜明的文明自觉，他的《原道》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回应了时代的重大问题，此文正面回答了先王之教和中华文明的根本，虽然其概括现在看来或许有不够全面完整之处，但韩愈明确表达了我们追求什么，表达了非常清晰的文明自觉。韩愈对中华文明的自觉与国家意识相连。相对于以民族和文化来区别夷夏的传统观念，韩愈的夷夏观有着更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强烈的普遍主义追求的文明观

　　“韩愈的文明观有着强烈的普遍主义追求。”刘宁认为，韩愈强调儒道是“天下公言”，积极重建儒学普遍性。韩愈对儒学普遍性的追求，和“启蒙文明论”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有近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排佛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反对宗教亦有类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古文能够培养富有自省精神的人格，他在《原毁》中提出“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深也轻以约”，而《祭十二郎文》则以自责的旋律表达精神上的自我承当。韩愈古文对于培育文明自省精神是十分重要的，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文明论从早期的进步文明论转向多元文明论，文明自省精神，对于处理好文明间的关系，有重要启发意义。

　　“文以明道”“文道并重”是韩愈的重要主张。“文道并重”不仅仅是文章之道，也是一种对文明结构、文明秩序的建构。韩愈认为，中国的精神传统是以儒家为根本的道统，而绵延不绝的、多元而丰富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之文统。道统与文统并重，相互之间形成独特的张力，道的统一性与文的多样性相融合，共同构成“中国”的丰富内涵。韩愈所建构的多元一体的“文道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中国人对文明结构、文明秩序的理解，对现在的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据央视《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节目统计，现在的《新华成语辞典》里，有331个成语是韩愈创造的，他的影响力持续了上千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藏。”刘宁认为，韩愈力大思雄，他在思想文化上的许多创造，是从无到有、从0到1的创造，他对文明危机、文明自觉、文明自省和文明结构的综合思考，可谓前无古人。韩愈古文独特的论证结构、议论方式、行文特点，体现了他的独断之功和担当的勇气。深刻复杂的思考，需要极富创新性的语言才能表现，从这一点上看，韩愈也是语言创造的大师，他的语言很难模仿和重复，也很少有人能超越。

　　“同道中国”背后的“同文中国”

　　陆胤认为，从“乡土中国”到“文化中国”，乃至“同道中国”，反映了不同时代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刘宁从韩愈的“文”“道”两个维度切入，探讨了中唐作为中国实体和中国意识凝结的重要关节，启示了当代中国道路的方向和远景，具有深远的文明关切和深刻的现实针对。陆胤说，在“同道中国”的背后，实际还存有一个“同文中国”，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同文”，都起到了推进中国政治实体形成和变化的作用：第一次是秦始皇的“书同文”，促成统一郡县制国家成立；最近一次“同文”关乎近代国家的确立，从晚清到五四的国语运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国文和国语。而两次“同文”之间的第二次“同文”，则经常为人们忽视，那就是韩愈掀起的持续千年的“古文运动”。韩愈以复古旗号提倡古文，传达的不再是被阶级、门阀所局限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同步于整个思想史的“内转”以及从经学到理学的思想范式转换。

　　谢琰指出，刘宁的两部著作《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均强调了文学本身就是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而不是仅仅附庸于思想。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密不可分，从韩愈生活的时代到理学兴起的近二百年间，可以称之为“文学性的思想时代”，也就是以古文为中心的思想时代。谢琰认为，在应对国民危机的复杂性处理中，刘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口，使韩愈作为高度特殊的个体，有了成为普遍范式的可能。在高度特殊的个案研究中建立一种新的普遍性，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一个时代，重新认识众多思想命题，甚至重新面对这些最经典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