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画是中国本土语境中孕育出的民族民间文化现象，以艺术的形式记录了民间生活，见证了在乡村社会变迁中，国家为实现民族团结与融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进行的不断尝试和努力。近70年间，涌现数十万农民画创作者，遍及二十多个省的一百多个画乡。纵观农民画的传播历程，其经历了源起、发展及转型的三个阶段，其艺术价值也随着不同的时代语境发生了演变。

　　作为“鼓动画”源起的农民画

　　从其开端来看，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下催生出学界较为认可的第一幅农民画《老牛告状》，作为一种生产监督的“鼓动画”，其以文字与图形组合的漫画形式，旨在批判私吞公粮的不良行为。二战结束之后，战争阴霾仍然存在，美苏冷战造成的“一触即发”的世界格局影响着彼时各国的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艺术运动蓬勃发展，从艺术发生学的视角来看，艺术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边界开始模糊。这一时期，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罗伊·利希滕斯坦、詹姆斯·罗森奎斯特以连环画中的视觉元素为创作元素，后来这些作品被称为“波普艺术”。意大利正在上演着用木棍、石头、煤袋、棉絮等“破旧材料”制作的“贫穷艺术”……

　　20世纪中期出现的不同于经典的架上绘画的漫画图像和材质艺术作品在此之前并未被认为是艺术。若用贝尔的观点来看，“叙事性绘画并非艺术品，形式仅用于传达信息的都与艺术毫无关系”，但是20世纪中后期风起云涌的波普、极简、贫穷等艺术运动的艺术界定方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此观之，“农民画”是一种在国际艺术现代化变革浪潮中，中国独有的艺术范式，郎绍君曾撰文指出“世界上只有中国出现了农民画”。

　　作为“好作品”宣传的农民画

　　“农民画”概念源于1958年《人民日报》及《美术》发表了以华君武和王朝闻为代表的对“邳县农民画”作品的艺术评论。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邳县农民画和户县农民画经由报刊等媒体的传播，发展成社会舆论的焦点，并影响产生了全国性的社会运动——“诗画满墙”运动。1973年《人民日报》评论陕西户县农民画是“战斗的艺术、群众的艺术”的典型代表。初澜称文艺评论的目的归于厘清不同性质的文艺作品，作品有“好作品、有缺陷的好作品、坏作品”三类。而农民画作为“好作品”在国内外广为宣传。据统计，1974年至今，《人民日报》报道的农民画的国际展览50余次，国内展览30余次，在日内瓦、纽约、墨尔本等城市竞相展出。农民画研究专家郑土有指出“农民画是流传到国外作品最多的画种”。上世纪70年代，作为“中国形象”代表的农民画开启了对外传播。

　　作为乡村文化传承的农民画

　　改革开放之后，以上海金山为代表的农民画乡在国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逐渐发生了现代转型，走上了艺术自省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全国已经有数十万农民画从业者，辐射至一百多个乡村。农民画传播这近70年的时间，前30多年经历了由政府组织，以乡村俱乐部为民间绘画的场所，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并无美术专业训练的农民在专业出身的辅导员的指导下参与绘画，在创作积极性被调动之后则形成了以地域为特色的群体性艺术传播。后30多年的农民画发展在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下，以“在地性”文化表达为主，逐渐形成具有民俗、民族风情的民间文化，并以乡村的群体性组织为单位，申报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各种项目。

　　在以城市钢筋混凝土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纸上绘画面临着数字影像与印刷图像的挑战，天生对政治、经济、文化事件极为敏感的艺术家，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及大众消费文化，农民画成为一种另类的艺术形式，自身的发展成为了现代历史的见证者，在乡村叙事的画面中见证了乡村振兴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从农民画产生的历史语境和传播历程来看，农民画的创作内容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次主流”话语表达方式。不同群体参与其中，在不同身份和立场的话语修辞下，形成了农民画活动独特的“行动场域”，绵延近70年的历程，经历了作为舆论监督的“鼓动画”，作为好作品传播的政治“宣传画”，见证乡村变迁、文化传承的“历史画”等不同身份的转变。

　　农民画以其形象拙朴、并无过多笔触和技巧的表现手法，建构出一种来自民间的谐趣，感染了来自不同群体的观看。创作主体的观念主动参与到主流话语的传播，并与之如影随形，成为助力国家政策传播的宣传工具。农民画源自乡村、来自生活，与社会运动、政治文化、传播技术、经济发展交织在一起，传达出基层群众的观念形态，记录着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

　　（作者系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本文为“广西农民画民族认同与社会变迁的视觉修辞研究（1949-2019）”（20XJC840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