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两年一度的全乡六一文艺汇演都是在镇上的大会堂举行的。全乡十几所学校五六百人从四面八方云集到镇上，届时镇区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红旗招展，说比过年比庙会比赶集还要热闹，一点也不过分。汇演明里说是庆祝儿童节可暗里谁都知道是用节目一决高下，决定学校在全乡的座次，好比华山论剑，更何况一等奖还要由镇里的大干部亲自颁发，还要戴大红花呢！这关乎一个校长的脸面一所学校的脸面和一众师生的脸面！代表学校参加汇演，那可是我们这一茬每个孩子都做过的美梦。

　　那年的清明节柳絮比以往更加“闹猛”，任意一阵春风都会瞬时营造出飞雪迎春到的氛围。那天我们刚祭扫完烈士墓返回到村口，整好队清点完人数正准备解散回家的时候，班主任在路边宣布了一个令人悲喜交加的决定：由我和班上一位女生担任主持人，参加全乡文艺汇演，报幕！

　　这聚光灯下的主角，轮到谁都是被幸运之神吻过额头的感觉。当时我的脸在众人的注视下涨得通红，手心都出汗了，内心的小鹿正在田野里狂奔呢！可当老师讲完补充条款时，我瞬间窘迫了，就像挨了一闷棍，“参加演出要求统一服装：男生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女生……”我心情一落千丈没注意同学们叽叽喳喳在议论什么，只顾低着头，脚不由自主地蹭着地面，下意识地好像要挖个坑把头像鸵鸟一样埋进去。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布鞋又快要“长眼睛”了，脚大拇指的部位鞋布快成一层纱，隐隐约约都可以看到指甲了。母亲说得对，我的脚就是费鞋。好在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反常，直到队伍解散的时候我尴尬的笑容还凝结在脸上，肌肉都快僵硬了。

　　消息比柳絮飘得还快。我刚提着一篮子猪草跨进家门，母亲也已经忙完农活收工了，把铁锹往厨房的土墼墙上一靠，顺手撸下护袖在裤管上拍了两拍，笑呵呵地问，“要上台做报幕员啦？”我一脸阴沉，没有接话，径直把一篮子猪草一股脑全倒进了猪圈，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没有追问。

　　日子一天天地逼近，我整天就像丢了魂似的，心里从早到晚都反复念叨着“白球鞋、白衬衫、蓝裤子……”我还偷偷从老师粉笔盒里拿了两支粉笔，躲在墙角把二哥的解放牌黄球鞋用白粉笔涂了个雪白，刚穿上还像那么回事，可刚走了几步就原形毕露了，地上留下了一串粉笔灰勾勒出的轮廓，活像电影里警察用粉笔圈出的作案现场。白球鞋的实验最终以失败收场，就算成功了，那还有白衬衫、蓝裤子呢！

　　有几天母亲回家很晚，我们都吃完晚饭在罩子灯下写作业了还没见她回家，有时回来就在厨房灶台上三口两口吃完就又出去了，也没说要去干什么，神神秘秘的。一天母亲下地干活前摸着我的头说：“不要焦（焦虑）啊，全套行头都会帮你准备好的，保证耽误不了你上台表演，不要焦。”

　　演出的前一天晚上，“三件套”果然整齐地放在了我的床头。第二天，我们的节目打了头阵，参演的节目是大合唱《中国少先队队歌》和《让我们荡起双桨》，老师在编排时动了不少脑筋，特别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要求唱第一句时全体同学身体全部向左倾斜15度，唱到第二句时全体右倾，第三句时中分：左一半的同学左倾右一半的同学右倾，唱第四句时前面一排同学向左后面一排同学向右……演出当天我们随着音乐的旋律放声歌唱，把整个大会堂搞得波涛汹涌，台上每个人都好像在手握双桨、劈波斩浪。台下观众不时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这独特的创意让我们代表队不出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名。在报幕时我特意瞄了一眼胸口的红领巾，在白衬衫和聚光灯的双重作用下显得格外鲜艳。

　　事后我才知道，为了我的那身“演出服”母亲几乎跑遍了全村，挨家挨户打听谁家小孩有白球鞋、蓝裤子和白衬衫。听母亲说球鞋是河东“细扁头”的、衬衫是村口土地庙西面那家“洋扣子”的、裤子是大队土圆仓后边那家“鼻涕虎”的。母亲称呼的都是他们的小名，准确地说是诨名、绰号。

　　后来每碰到柳絮翻飞的日子，我都会想起当初的这段往事。心想：要是我当年早知道裤子是“鼻涕虎”的，我报幕时会不会嫌弃他曾经顺手擦过鼻涕的蓝裤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