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文学机器人伦理叙事中的“先锋派”
——读蒋一谈的科幻文学作品《小丑岁月》
栏目:品读斋
作者:陈亦水  来源:中国艺术报

《小丑岁月》 蒋一谈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8月出版

  今年8月,小说家、诗人、童话作家蒋一谈的新作《小丑岁月》出版,全书由十篇科幻短篇构成,保持了作家自2010年以来所确立的“先锋派”写作风格,呈现出某种独立的创新文体和自省的机器人伦理写作视角。

  早在十年前,蒋一谈陆续出版《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栖》等文学作品就曾令人眼前一亮,以其鲜明的“文体创新意识”而被文学批评界称为“21世纪的先锋派”。而今在这部科幻新作里,蒋一谈将“先锋派”的写作特征融入了科幻文学的机器人伦理叙事,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疆界。尤其是在一派面向星辰大海展开科幻写作的想象狂潮的今天,科幻文学作品《小丑岁月》展现出某种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怀旧感,以及在技术中心向内而生的人类自省与生命觉察力,从而晕染出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伦理叙事底色。

  在21世纪发掘人与技术的本质关系

  无论是从中国纯文学的写作史,还是世界科幻文学的类型化创作脉络来看,蒋一谈的《小丑岁月》都“不像是”21世纪的人类文学作品。因为它既未陷入时下流行的科技中心主义的技术美学的讴歌与乌托邦幻想式的科幻写作,也不是依靠大量悬疑与反转叙事技巧刻画黑暗未来的反乌托邦文学,而是从21世纪的人工智能时代出发,返回人类史前文明状态去探索技术起源的神话及其迷思,从而发掘人与技术的隐喻关系。

  在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看来,技术的本质是人类的“代具”,决定了人类历史与文明走向。机器人不仅早已是当今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代具”,更在科幻文学写作中成为人类自我反视的人机关系的外部观照。《小丑岁月》的十篇科幻小说,共享的科幻主题即是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本质讨论,作家将机器人作为人类“代具”的外在化功能,转变为一种关于人类如何在人机关系的自我认知及其焦虑的内在化反视,以此探讨机器人如何作为弥补人类“缺陷”的“代具性”。

  这种以某种相对质朴与怀旧式的文风来展现人与技术迷思的写作方式,一方面达到反视人类社会的伦理危机的目的,另一方面,则通过将机器人视为道德主体的方式试图触及某种超越生命、关乎人类终极命题的生命哲学思考,这就从写作视角上根本区别于其它科幻写作中的机器人伦理叙事。

  在机器人伦理叙事中构建“先锋派”

  人机关系,不仅是近年科技与文化热点,也是科幻文艺创作的重要分支,即与描写面向浩瀚无垠外太空冒险的“太空歌剧”科幻叙事所比肩的另一大类型——机器人伦理叙事。

  著名工程师、 AI研究者吉安马科·韦鲁吉奥,在近年的专题研究文章中将机器人伦理学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关乎人类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衡量标准,二是涉及机器人行为准则制定,三是将机器人视为道德主体。

  从机器人伦理学角度来看,蒋一谈的《小丑岁月》不仅完全涵盖了韦鲁吉奥所明晰的三个机器人伦理学层面,还一定程度上开创了科幻文学机器人伦理叙事的先锋派风格。首先,他以机器人伦理学的第二层面为恒定值,即采用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所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包括不伤害人类、服从人类命令、保护自身)为机器人行为准则,然后又不断地在第一层面的人类道德的“自我反思”,和第三层面的机器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他者思考”这两个方面推翻并超越机器人准则,进而构成了独具技术哲学意味的价值追问。

  在开篇作品《小丑岁月》中的小丑职责的人类演员与坚守“三定律”的机器人泰坦,如何在世界末日后享有某种人机共通性的道德认知,《2049》则旨在探讨关于技术控制的知识伦理问题,还有《说文解字》里作为人类死去儿子的替代品的机器人小虎,《一日泥泞》中忠心耿耿而死于人类贪婪的机器人瓦特,以及《星星的调色盘》里的父亲试图通过儿子生前制作的机器人媒介追寻亲子关系缺憾但却枉费徒劳等,都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人类的自我反思。还有《慢先生的秋天》里,那些为了人类追求“快”而生产出来的机器人居然集体模仿“慢先生”的慢动作,这荒诞的一幕同样也完成了对当今时代症候的一种重审和反视。

  值得注意的是,蒋一谈笔下的机器人行为,并不同于主流科幻文学所弥漫的“机器威胁论”式的反乌托邦色彩,相反,与复杂的人性相比,机器人似乎更纯净和良善,对人类伦理道德的自我反思的写作视角,由此得以打开一条介入伦理哲学的道德命题与终极思考。

  在科幻文学创作中寻找“禅机”

  除了人类道德的“自我反思”,蒋一谈还通过机器人伦理学的第三个层面,即将机器人视为道德主体的“他者思考”,从而触达关于终极命题的哲学思考,后者又常常显影于每部科幻叙事里的“禅机”之中,油然生发某种微妙甚幽、回味无穷的哲理意味。

  蒋一谈曾在某次访谈中提到:“超短篇的写作更接近于禅机。”不同于主流科幻所擅长的某种宏大叙事的历史观从外部逐渐向内展开的方式,蒋一谈所擅长的以内在化的写作逻辑编织“禅机”的创作,实际上是他构建人物的某种叙事习惯。在《小丑岁月》的十个故事里,似乎隐约可见一条关乎机器人禅师的终极顿悟过程的宏大叙事线索。

  《禅七》里的一名自称为“禅七”的机器禅师的功力似乎远超身为人类的一灯法师,它不仅能以“肉体需要医生,灵魂需要牧人”作禅喻区分灵与肉的虚实关系,还能以“人心是一台机器”的辩证法来表达超越肉身的修行之道。但身为人类的一灯法师却利用机器人的逻辑而使禅七在一场禅宗游戏中粉碎解体,这是一种关于规则与超越规则、逻辑与反逻辑的虚与实的辩证关系,从而揭开关于人性之恶与机器之纯的禅喻关系。有意思的是,这个关于人机禅师关系的故事世界在小说《浮空》中又再次展开,机器人禅师在被卸掉“机器人三定律”装置之后,不仅没有变成反人类怪物,反使自己摆脱了人机关系束缚而得到了超越肉身的解脱之法,最终选择逃离地球、独自留在太空中享受顿悟的禅道。

  《小丑岁月》里的机器人作为道德主体,似乎总能先于人类摆脱外在的束缚而抵达人类终其一生寻找的顿悟解脱之道。正如《空钵》里的机器阿尔法一直迷惑自己究竟是男是女,最后以空钵“像水泡”的修辞窥见“托钵乞食,不乞金钱。钵圆似水泡,如泡如影”的人类禅机,最后也是摆脱了外在形态的束缚而顿悟到“我是空性……”在这里,禅七、一然法师、阿尔法等机器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某种“悲观的乐观主义”精神(机器禅师语)。

  这种“禅机”式的创新写作方式,为科幻文学创作中的机器人伦理叙事带来了一种极具个性化的全新视角,表露出蒋一谈所思考的在现代技术中人类的“救渡”之道:尽管人类许多现实问题不可调和,反乌托邦的未来已出现征兆,而科幻作家、艺术家及其文化工作者仍有必要成为故事里机器人禅师所佩服的这样一群人,即以某种悲观的乐观主义精神,在现代化快节奏生活中像“慢先生”一样,在人性复杂的社会“修罗场”里像机器人禅师一样,永不放弃为人类未来寻获诗意地栖居之道。这是蒋一谈《小丑岁月》为当代科幻文学创作所提供的宝贵的先锋派视角,或之于机器人伦理学、人类命运与科技未来发展所窥见的一丝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