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以人类超越自我、挑战约束、达到极限的活动为关注对象的纪录片题材，极限挑战类纪录片充满刺激、惊险与未知的故事和场景，在攫取观众注意力、制造话题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成为中西方导演热衷于搬上大银幕、冲击奖项的一种热门纪录片类型。极限攀登类是其中的重要题材，《登山家》（2021）、《黎明墙》（2017）、《攀登梅鲁峰》（2015）等影片在国际享有盛誉，国外还有班夫山地电影节这类专门的主题性纪录影片节展。2018年，美国纪录电影《徒手攀岩》获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在全球斩获2900多万美元票房，被引进中国后票房超3600万元，观众口碑良好，也让中国市场意识到极限挑战类纪录片的影响力。
近期，由范立欣导演的极限挑战类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上线大银幕，成为珠峰主题的又一“中国创造”。该片历时三年，记录了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登顶珠峰的盲人攀登者张洪登顶珠峰的全过程。全片展现了珠穆朗玛峰壮丽的景色和张洪登顶的历史性时刻，呈现出生命的强大能量、家庭的温暖以及人类精神目标的巨大潜能。
中国极限挑战故事的纪实表达
极限挑战类纪录片在中国的起步并不算晚。1960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就摄制了纪录电影《征服世界最高峰》，记录了1960年中国登山运动员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全过程，以副队长许竞为首的突击顶峰的队员克服千难万险，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地球之巅”的动人情景，让国人振奋，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近年来，伴随着户外运动、极限运动在中国的崛起，以及摄影装备和技术的提升，极限挑战类纪录片大规模进入国内观众的视野。《深潜》（2016）、《N帕斯卡》（2018）等系列纪录片将镜头对准职业身份多元的“探险家”——职业水下摄影师、水下工程队、应急救援队队员等，在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赋予冒险和挑战更多的社会人文视野与国家意志；《极致中国》（2018）、《一义孤行》（2020）、《无尽的航程》（2020）则在冒险与挑战的议题之外，融入对于自我与本真、人与动物、生存与梦想的讨论。
珠峰题材依然是当下创作热土。《喜马拉雅天梯》电影版（2015）和五集剧集版（2017）聚焦一群西藏登山学校的藏族年轻人，经历培训成为高山向导，铺设“天梯”助人登上珠峰的故事；《珠峰队长》（2022）记录了高山向导、队长苏拉王平带领一支8人民间登山队，踏上登峰之旅的全过程。《无尽攀登》（2021）、《看不见的顶峰》（2023）则不约而同关注残障人士挑战攀登珠峰的故事，前者聚焦无腿登山家夏伯渝，后者拍摄的便是视障登山者张洪。残障群体突破身体局限、超越自我的挑战实践，赋予极限运动更惊心动魄的生命张力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极限挑战类纪录片在观照对象上，从专业的运动员、探险家扩展到多元的职业身份，从重视结果到着眼记录过程，从塑造英雄到展现平凡的伟大，从征服自然到被自然接纳，从与自然对话到与自我和心灵对话。这类纪录片也正尝试超越普遍意义上的感官刺激，在心灵救赎与个人梦想、景观呈现与意志展现中寻找主题的最大公约数。
未知性因素营造故事悬念
相较于有脚本的电影，以拍摄事件进行时态为主的纪录片，其一大看点在于真实事件本身的未知性，而当极限挑战类纪录片中的未知性关乎目标的成败甚至生死存亡时，更将这种未知的惊险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在《看不见的顶峰》中，这种未知性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登顶的未知性。尽管不少观众已提前知晓张洪登顶的事实，但影片选择以线性叙事，让观众跟随张洪的视角去体验他在筹备期间、登珠峰时所遭受的困难和挫折，通过塑造关键性的场景事件，营造出登顶珠峰的悬念。影片前半部分，张洪攀登珠峰遇到的困难来自视力、体能、资金三个方面，影片通过拍摄张洪戴着阻氧面罩负重爬楼梯，跟随向导强子进行拉练、模拟攀岩等场景，试图阐释视障者在攀岩中要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此外，影片特意记录了张洪在筹集资金时的窘迫和为难，更平添这段挑战的未知性。影片后半部分，登顶的未知性则来源于多变的天气以及实地攀登的危险：带队的夏尔巴人掉进冰川裂缝，被拉上来后失声痛哭；团队因极端的天气后撤回大本营，数日等待下一个登顶窗口期；张洪胆囊炎发作，被医生警告可能无法继续登山……
第二是拍摄过程的偶然性。拍摄极限挑战类纪录片本身也是拍摄者和拍摄设备“挑战极限”的过程，拍摄者需要和被摄者一起踏上险境，经历极端的气候、复杂的地貌，时刻准备解决拍摄的突发情况。事实上，拍摄过程极大的偶然性在造成遗憾的同时也会带来惊喜。在《看不见的顶峰》最后冲顶之时，摄影师和向导强子将氧气瓶留给主角张洪，摄影师因此并未拍摄下张洪登顶的瞬间，导演直言这对于影片而言是“灾难性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张洪登顶时影片中短暂的黑幕，让观众的视角与张洪的视角完全合一，机缘巧合之下营造了一种想象的共同空间。登顶的激动、紧张情绪，通过渲染张洪的呼吸和心跳音响得以放大，让观众在黑暗空间去体验和想象，由此产生共感和共情。此外，范立欣导演讲述幕后时说，在珠峰极端的气温和气压下，设备用电和素材存储也面临着极大的不可知性，他们带上珠峰的50块硬盘坏了40块，只能拜托飞行员一次次将素材带到山下；有时摄影机被冻住了，摄影师需要拉开羽绒服用体温将其捂热。这种极限拍摄的意外插曲也为影片的“完成”带来未知。
第三是拍摄者与被摄者关系的未知性，这往往借助纪录片反身策略来完成。相比较《无尽攀登》中直接呈现制片人柯庆峰和主角夏伯渝的十年友情，范立欣导演在拍摄《看不见的顶峰》时特意隐去了拍摄者的身影，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记录，试图将拍摄者和被摄者的关系做到最纯粹。但事实上，透过镜头，我们能够感受到双方之间微妙的化学反应，以及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在攀珠峰的过程中，影片并未回避向导强子和张洪因为登山进度滞后而发生的矛盾和争执。然而，当他们因为天气原因折回大本营后，影片特意展现了强子戴上眼罩，在他人的帮助之下体验攀冰川的场景。强子真正感同身受张洪在无法看见的情况下攀登的未知和恐惧，恍然醒悟“原来他已经给了我足够的信任”。从不理解到理解的戏剧性转折，或许正是作为“旁观者”的镜头的介入才能促成并记录下来这珍贵的瞬间。
在极限中探寻人的精神境界
范立欣导演在采访中谈道，项目立项之前，制片人曾问过他，如果张洪无法登顶，这个故事还能不能讲。导演的回答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攀登的故事，它可能关于家庭、关于责任、关于爱和梦想。张洪是否能够登顶，并不是影片的核心问题。”
回顾极限挑战类纪录片的叙事取向，不管是《无尽攀登》中夏伯渝背后妻儿的爱与付出、朋友的支持，还是《徒手攀岩》中对亚历克斯的家庭经历、梦想追求、亲密关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意志在不断彰显。极限挑战类不再仅仅关注极限运动或者主角的行为本身，而是探寻其行为背后的主体性意志，关注主角复杂而独特的社会关系和生命体验，从而回答人类极限挑战的终极意义，进而追寻梦想、热爱与生命的终极问题。
《看不见的顶峰》中以三组关系，层层递进，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进主角张洪的人生，理解他的选择，理解“看不见的山峰”之于他的意义。
首先，在张洪与爱人的关系中，“看不见的顶峰”代表着他对妻子的爱、感恩与承诺。张洪与夏琼的爱情是影片的一条暗线，影片开头描绘了两人工作与生活的场景，张洪在影片中反复强调，妻子嫁给自己受了很多苦，包括家人的不理解和残障家庭的不易。他一直有一个信念，要把最好的风景带给他的爱人夏琼。在夏琼的讲述中，我们得知她的梦想是一家人平平淡淡、团团圆圆，她曾经也劝说张洪“不要本末倒置”，但她同时也自豪是“全世界第一个支持张洪攀登珠峰的人”。张洪出发前，两人来到海边，夏琼说：“老张向往高山，我向往大海，我们俩三观不同，但我现在发现，山与海也是可以在一起的。”纵使有分歧，两人就像山与海，不断靠近，而这种理解与双向奔赴也化作张洪登顶的动力。
其次，“看不见的顶峰”是张洪自我生命尊严与价值的寻找，这其中亦包含了与自我的和解。盲人的身份、苦难的生命经历加之原生家庭中与父亲长期的紧张关系，使得过去的张洪一直将自己视为弱者，甚至在内心深处，他是封闭、压抑且自卑的。他需要一种途径宣泄或者证明自己，重新建立自己的生命尊严，肯定自我。然而在攀登珠峰之后，他意识到，珠峰对于盲人和健全人都一视同仁，所有人都在生命极限中做同一件事情。这段经历让他逐渐也懂得信任，懂得向他人敞开心扉。影片最后，珠峰不再只是一个具象的目的地，沿途遇见的人和事，使得张洪“现实的珠峰”与“内心的山峰”合二为一，最终完成了他对自我身份、自我价值的认同，与自我、社会的和解。
最后，“看不见的顶峰”代表着更广泛的视障群体希望“被看见”的心愿。当被导演问及为何要攀登珠峰，张洪说：“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很希望这个世界能看见我。”张洪希望通过这段经历能够影响和鼓舞整个视障群体，他想要打破视障带来的局限，让这个群体看到自身的力量所在。登顶珠峰后，张洪坦言自己更愿意去接近视障群体，这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责任和社会价值，也让他思考用自身的经历去打破普通人与视障群体之间的交流壁垒。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翻越一座座无形的山峰，于探险家、登山家而言，挑战自然的未知与人类的极限是他们的“顶峰”；于普通人而言，人生每一个阶段的目标和理想便是“顶峰”。山高人为峰。人最难跨越的，还是自己。或许前路迷茫，或许困难重重，但人的精神是要站立在山顶之上的，只要心中始终能装着那座“顶峰”，脚踏实地，路再难，走一步，就进一步。信步前进的路上，也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作者韩飞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王悦阳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