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以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则胡适先生的治学名言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从字面意思看，是在讲研究问题、撰写论文时，先勇敢提出一个假设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得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新说”；然后再围绕这个观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进而用逻辑严谨的方法去证明这个观点。对于有扎实广博学问基础且经过系统训练的人来说，这个方法如果运用得当，的确可以提出许多新知新解。但对那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人来说，往往会适得其反，流于荒疏和武断。“异想天开”的假设，固然存在创新的可能，但也不乏“空穴来风”毫无依据的谬论。如果一味耽于空想，肆意大胆假设，思维活跃灵动之人每天都可以提出十条八条石破天惊之论，而这些观点，往往也很容易找到一两则材料来印证，但能立得住脚，能让人信服么？
用简洁的语言向晚学后进说法，引导他们在研究领域尽早登堂入室，其良苦用心令人敬佩和感动，但由此带来的效果则要仔细辨别。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让人印象深刻，容易入脑入心，不足是有时难免会以偏概全，经不起仔细推敲。其实，无论是假设，还是求证，都得既大胆，又小心。大胆让人的思想自由，少受束缚，容易产生灵思妙想，小心则让我们稳重平实，不致华而不实，漏洞百出。而这一切，都要以扎实的知识积累和严格的学术训练为前提和基础。有鉴于此，萧公权先生提出，应该在这句名言之前加上“放眼读书”四个字。他解释说，只有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作者才能对研究对象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再从看过的或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做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不识月而作的“白玉盘”的大胆假设，无论如何去求证，也不会得到证明的。
萧先生的补充实在是大有必要，不得不让人敬服。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腹笥瘠薄之人，该读的书没去读，该做的调研没去做，发言每曰“我认为”“我觉得”“在我看来”，却没有任何根据，只能是主观臆测的信口雌黄。对此，萧先生所言极是：“不曾经由放眼读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起码从形式上来说，能靠得住的假设，应该是：对于这个问题，前人如何说，时人又如何说，其创获为何，不足又为何，以此为基础，我的基本观点是什么。而不是一上来就横空出世，发哗众取宠之论。
我则以为，恐怕仅此还不够，应该在“放眼读书”和“大胆假设”之间，再加上“切身践履”的阶段。这个阶段要做的工作，包括用脑思考、用心体悟、切身实践等内容。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包括经典在内的书籍，要尽量广览博取，更要择其要者读通读透，但绝不能迷信和盲从。因为盲目轻信，把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让自己成为毫无主见的书呆子、“两脚书橱”，这是由“死读书”走向“读书死”的悲哀。当代史学大家陈垣开创了史源学这一学科，他经常提醒学生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周作人也说自己多年杂览的结论是：“好思想写在书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片面的真实、刻意的忘却、断章取义的引用、没有根据的发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不下点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苦功，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毫无保留地遵照执行，怎能保证不上当、不吃亏、不碰壁呢？因此阳明先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只善于纸上谈兵的“迂夫子”不可取，实践才能出真知。适之先生也教诲学生：“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凡事都要拿证据来，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对人、对事、对书都应该如此。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己去悟，这三点都做到了，就可以进入假设的阶段。假设即看法，即判断，很多情况下还连带着决策。过于大胆和仓促的假设往往容易趋于主观武断，甚至形成固执的偏见。就像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样，“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是很常见也很危险的一种作风，“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此在这个阶段，我更愿意强调“小心假设”的重要性，胆欲大而心欲小，落脚处还在“谨小慎微”这四个字上。而且，书读得越多，事经历得越多，人往往会变得越胆小谨慎，无知者才无畏呐！因此，就要在读书、思考、体验、实践的基础上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多做点调查研究，多听取些不同方面的意见，然后再谨慎地提出自己的“假设”。陈云同志曾提出保证少犯错误的著名“六字诀”：“交换、比较、反复”，对我们怎样提出假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交换，即交换方方面面的意见，尤其要交换相反的意见；比较，即通过前后左右上下里外的比较，以期更好地判断人、事、物的性质；反复，即在提出决策之后，再找反对意见攻一攻，并在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及时弥补不足、改正错误。这三点集中反映了“不敢马虎”的敬畏之心。因此，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实际工作中，假设都不可不慎也！
当对自己的假设有了相当大的把握后，便进入求证阶段。于是，就要在收集、整理、分析新旧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优秀的研究报告、政策建议和学术论文。这个时候，就得勇敢从资料中跳出来，甩开膀子去写，让“六经”统统来注我，这就是“大胆的求证”。当代作家二月河说自己的座右铭是：“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就是在讲写作时的“大胆”之举。与之相反，现实中，我们很多人是陷在资料中出不来，在众说纷纭的观点前无所适从，想提笔却总有畏难情绪，最终导致迟迟不能下笔，落笔时往往文思不畅，行文拙涩迟滞。这就是胆不够大、放不开导致的结果。写文章，尤其是写论文、报告的第一要务是“写完”，其次才是“写好”。先得有点“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和快感，哪怕粗糙一点，存在瑕疵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先抓紧时间把它完完整整地写出来。当然，如果前一阶段的假设工作做得很扎实，到了这个阶段，完整的“求证”料想也不会很难。此后，就能神闲气定地向“写好”这个目标进发，其诀窍是反复改，既需要精雕细琢，也需要大刀阔斧，目的都是让文章以尽善尽美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清人王豫曾云：“有一日未死之身，即有一日未闻之道，并有一日当为之事。”从长远来看，有限而清醒的生命在面对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时，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任何认识和观点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懈可击，需要我们秉持与时俱进、虚怀若谷的心态，随时查漏补缺、修正错误，让自己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歇。这其实就是陈云同志所说的“反复”之要义。在这方面，被誉为“清代开国儒宗”的顾炎武堪为我辈之楷模。他每撰一书，绝不急于求成，而是以异常严谨甚至苛刻的态度，反复修改，力争以接近完美的状态示人。他撰《音学五书》，历时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期间五易其稿，手抄三遍。在书版已经刻好即将刷印出版前，还在书版上修改了四次。撰写《日知录》时，有朋友问他“又成几卷”，他回答说，“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足见其态度之精审。后来，其弟子潘耒要求刊刻《日知录》时，他回信拒绝，并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预期也。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谓也。 ”真可谓一息尚存，便打磨不休。如此著书，焉能不成传世名著？此种“随时修正”的人生，又怎能不令晚生后学由衷景仰？
老杜有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未及前贤更勿疑”。我不敢也无意妄议前贤，只是在前贤高论的基础上，不揣孤陋，就读书、撰文和人生问题，提出自己一点浅薄的看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放眼读书，切身践履，小心假设，大胆求证，随时修正。”放眼读书是为了打基础长见识，切身践履是为了辨真伪得实情，小心假设要力求新颖而稳当，大胆求证须追求流畅与高效，随时修正则是保证我们精进不止且能行稳致远的法宝。这样的人生态度和研究立场，值得尝试并坚持。
（作者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