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家庄是太行深处的一个普通小山村，隶属于河北邢台市信都区（原邢台县）。因曾经有一位文化大家的足迹气息留在这里，虽然只有数月时光，山川大地却仿佛濡染了书香灵气，小山村平添了几许雅致。
此人为吴祖光，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剧作家，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等。1945年他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想方设法拿到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将其首次公开发表，在山城乃至全国引起巨大轰动。他的夫人乃家喻户晓的评剧艺术家新凤霞。
在一个阳光灿烂、云疏风清的日子，我专赴武家庄采访，探寻吴祖光的影迹屐痕，回味岁月沉积的陈酒佳酿。很庆幸，当年与吴祖光有过密切接触的几位村民都还健在，虽皆年过八旬，依旧精神矍铄。他们亲切地称吴祖光为老吴，回忆往昔，深情款款，眼神里流溢着怀念和钦佩。几位老人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补充，有时又互相讨论，往日的剪影便一帧一帧鲜活地拼接起来。
1966年早春二月，天气很冷，山风很硬，这天一辆大客车停在了武家庄村头，有二十多人下了车，其中就有49岁的吴祖光。他们便是来武家庄蹲点的“四清”工作队。分两批进驻邢台县的“四清”工作队有不少文化部系统的名人，除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吴祖光外，还有中央美院的叶浅予、靳尚谊和电影厂的谢添、葛存壮、于洋等人，派驻到各个村庄。吴祖光被分配到武家庄第三生产小队，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吴祖光与另一名同志入住到贫协主席王申贵家。王申贵原名王身贵，还是后来吴祖光给改的字。乍见吴祖光，白白净净，文质彬彬，身上散发的气息不仅迥异于村民，也与上边来的干部不同，是个大文化人。那年王申贵23岁，还没结婚，母亲去世时间不长，家里只有父亲和弟弟三个光棍汉。父亲患有哮喘病，常年卧床，弟弟小，王申贵便负责给吴祖光他们做饭。一个大小伙子，粗手笨脚，不擅厨事，家里又穷，颇有些难为情。吴祖光笑着安慰他说，没事没事，你吃啥我吃啥，你喝水我也喝水。那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几乎没有白面，王申贵就擀杂面条、煮饼子，想着法儿尽其所能。吃饭没菜，因不种菜，连咸菜都没有，干嚼。吴祖光起初吃不惯，难以下咽，常常吃不饱，田里的活儿耪锄耕耘挑水浇地都十分累人，吴祖光便拿半块饼子揣兜里，饿时再吃两口。一种常吃的干粮是柿子拌糠：武家庄山梁沟垴，房前屋后，长满了柿子树，柿子熟透了，摘下来将果浆与糠和在一起，晒干，再碾碎，拌了吃。吴祖光在王申贵家里吃了半个月，又改吃派饭，即轮流到每户村民家去吃，每天交给主家一毛钱，1.4斤粮票，晨午各半斤，晚上四两。王申贵老人说起这些，仍然带着心疼的口气说，唉，老吴受苦了，来时手背上有坑（窝），走时明显瘦多了。
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睡前熄了煤油灯，屋里黑黢黢、静悄悄的，三个人躺在一个土炕上，天南海北闲聊。吴祖光聊他写的戏，聊他在重庆、在北京、在北大荒的日子。还聊起他的婚事，说他和新凤霞认识，老舍是媒人，结婚那天是赵树理写的喜帖，周总理本来要参加，因人太多了，出于安全考虑，没来，后来专门宴请了他们和老舍、曹禺三对夫妇到他家里，以示庆贺。
生产队差不多每天晚上开会，念报纸，学文件，学习“老三篇”。开会的地点就在王申贵西邻支书家里。王申贵老人带我们去了老支书家，主人早就另迁新居，旧宅仍然保持原来的模样。这是个四合院，不过非常狭窄。正屋和东西厢房都是石头垒成，倒是不显得旧。正屋面北，门框贴着对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主席《七律·送瘟神》中的诗句，字迹有些漫漶，但可分辨。横幅已不见了。左右门板分别贴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繁简体混合。红纸有些褪色泛白了，但底色依然。屋子分里外间，里间盛放杂物，外间为堂屋，大约能坐二十来人，靠墙摆有一张桌子，三把圈椅。我眼前一时恍惚，仿佛看见灯影幢幢中，吴祖光身着干净的白衬衫，坐在一把圈椅上神情专注地念报纸、讲解“老三篇”。时任小学教员的吴士明回忆说，老吴的声音抑扬顿挫特别好听，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讲《愚公移山》，真是生动形象、深入浅出，老百姓听得入迷。
散了会，有时候吴祖光会帮着会计温增如就着昏暗的灯光算账。“四清”初期的意思就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看村里的干部是否多吃多占，多了退赔。
从老支书家出来，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两侧的核桃树、柿子树茂盛苍翠，叶子绿得能滴出水来，洒出片片浓荫。王申贵老人指着东邻后墙说，这里有一块黑板报，由工作队的青年才子们负责来办，隔一阵就拿粉笔嘎吱嘎吱写。通常老吴站在一旁看，边看边指导。我想，吴祖光是名报编辑出身，办黑板报自然是小菜一碟了。王申贵说这石头房子还是以前的房子，我这才注意到，黑板虽然已大部分脱落了，但墙上还残留着边缘部分一块不规整的水泥板，依稀还能瞧出点黑色。阳光下，我忽然觉得身影和吴祖光叠合在一起，当年他就站在我的位置也说不定呢。
略有闲暇，最吸引吴祖光双腿的不是后边的山，也不是一旁的河，而是村小学，在那里可以看报纸。吴士明老人回忆说，老吴每次来主要是看《人民日报》，最喜欢看的版面是副刊，精彩段落常常用笔画出来。吴士明说，别看人家是北京来的大作家，特别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有时看完报纸两人也闲聊几句。有一次，吴士明问吴祖光，汉字一共有多少个？吴祖光说，常用的一万多个吧。吴士明问，那你能认识多少字？吴祖光答，九千多，万把字吧。吴士明大为惊奇，又有些不信，就拿出字典专挑一些生僻的字“考考”老吴，结果还真憋不住人家，厉害厉害，不服不行。而且村里人说的方言他都能准确写出来，也收集了不少方言土话。吴祖光写字速度非常快，你说完了，他也写完了，你说啥都能给你记下来。
在武家庄的几个月，吴祖光从未离开过，也不曾回京探亲，靠通信与家人联系。经常给他写信的是二儿子吴欢，好像正准备升初中。他对儿子要求很严，每次收到儿子的来信，都把错别字标出来，贴八分钱邮票跑到公社寄回去，让儿子改正重新誊抄了再寄回来。不在孩子身边，吴祖光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教育管理孩子。
吴祖光差不多个把月都会收到北京寄来的木匣子，是些日常药品以及清凉油什么的。王申贵说，吴祖光身体还好，不记得他吃过药。倒是有一次记得很清楚，吴祖光把寄来的药给了他父亲，还亲自倒上水，看着他父亲吃了药，神态自如像家里人一样。王申贵至今感念不已：那些药很贵，当地没有，吃了药，父亲好了许多，自己非常感动，老吴是个好人呀。
那时王申贵还不是党员，吴祖光经常做他的思想工作，鼓励他入党。王申贵觉得自己条件不够，吴祖光勉励他说，你干得不赖，要加入组织，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吴祖光离开之前，王申贵入了党，后来一直是村干部，直到1992年因年龄关系离岗。王申贵老人动情地说，老吴在政治上关心我、帮助我，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王申贵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是吴祖光一家五口的全家福，可惜照片已受损，只能看到新凤霞和两个孩子——后来我在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一书中看到了原貌。照片背面写着字，清晰可辨：“国江同志留念/吴祖光/ 1966，7，24 /寄于北京。”原来，这是吴祖光从邢台回到北京后，给同在工作队的王国江寄的照片。吴祖光信上说，让村里乡亲们都看看。但很快王国江也走了，故而王申贵他们一直没看到。然而，这竟成了王申贵的一桩心事，始终记挂着。好在王国江是邢台隆尧人，并不远。2019年，王申贵和村里几人专程去了趟隆尧，此时王国江已去世十几年了，时间也过去了五十多年，但王国江家里人还一直保存着照片。王申贵说明来意，王国江的遗孀和孩子都十分通情达理，并为王申贵和武家庄的乡亲们对吴祖光的深情厚谊所感动，就将照片交给了王申贵，从此他便珍藏在家里。尽管照片有损，却依旧视若珠玉，更见情深。
新凤霞著《我与吴祖光》中有记：“1966年7月，祖光从邢台刚刚回来……”此时，“四清”结束，吴祖光离开了武家庄。那天，吴祖光在公社开完会，来到他经常看报纸的小学，与教师吴士明告别。他说，我要走了，我一介书生给不了你什么，给你写几幅字留个念吧。当场濡墨挥毫写了四个条幅，吴士明清楚记得其中一条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不用说这是对孩子们的一个期许。吴士明将这四个条幅都贴在了墙上。谁知时间久了墙壁返潮，条幅都坏掉了。吴士明老人至今还懊悔不迭，说吴祖光可是大艺术家啊，可惜那时没有文物意识，不懂得收藏，白白丧失了难得的艺术珍品，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吴祖光要走了，提上行李，看了一眼又一眼住过的东厢房，对朝夕相处数月之久的王申贵说，你以后到了北京一定找我啊，我好找，在文化部一打听就知道。但王申贵终究没去北京找过吴祖光，在他心里，吴祖光是大人物，能机缘巧合萍水相逢已是天大的幸运，哪里还能去打扰人家。然而，吴祖光一直是他的牵挂，就像牵挂一个亲人。在以后漫漫岁月里，他始终关注着、打听着吴祖光的消息和动向，他去世的日期记得一丝不差。有一次，他在电视里看到吴欢讲述父亲吴祖光的故事，不知不觉竟泪流满面。
吴祖光当年住过的屋子，已翻盖一新，红砖卧顶，新式门窗。窗前有一棵花椒树，绿叶婆娑，青色的果实密密麻麻，隐隐袭来馥郁的香气，不禁让人想起《诗经》的句子：“椒聊之实，蕃衍盈升。”而武家庄也已全然不是旧时的模样，穷山沟变成了花果山，村民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我想，若吴祖光先生天上有知，定会为之深感欣慰的吧，他的如椽巨笔又该如何描绘这沧桑巨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