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花》的书名，给人视觉上的先入为主，很容易联想到在表彰大会上胸前佩戴大红花的英雄劳模。但小说的背景一开始转入新中国成立初始、百废待兴的社会画卷——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某电机厂上班，故事从这里开始，故事主人公“我”（即杨哲民）与莫志强是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也是暗流汹涌的竞争关系。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与柴米油盐的俗世烟火写得水乳交融，这是谋篇布局的功力。尾声师傅死后被追封为劳模，徒弟也被评为劳模，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

　　叙述声音始终徐缓迂回，像一道涔涔的溪水，将人引入山川大海的辽阔。水运宪说，他的写作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艰难的时代里，那些灵魂的高贵。无论是战争题材的《乌龙山剿匪记》，还是工业题材的《戴花》，作家本着打捞历史“遗物”的使命与担当，将他人抑或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融于创作，以小说的形式描绘特定的时光甬道上的风景。

　　而风景自然会有光影斑驳。虽然“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就听党的话”的精神主旨像一面高扬的旗帜，但作家并没有停留在正面书写或概念化的写作，而是沉潜至深，将作家的传奇人生与小说人物成功“嫁接”，重新长出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小说人物各自独放异彩，尽显人性的幽暗与光辉。

　　人物的生动有趣、光影斑斓，与水运宪长期从事影视戏剧编写有很大关系。戏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注重人物台词的简练、含蓄，以人物台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戴花》中人物颇多，却各有各的语言，各有各的特征，口语化与方言的运用，使小说读起来轻松愉悦又饱含戏剧张力。

　　当然，小说的独特魅力不仅仅来自语言本身，更是由精巧的结构设置让人物大放光芒。水运宪说，小说人物在他心中潜藏30年之久，就像他多年的老朋友，经过30年的情感酝酿，终是酿成了一坛浓香烈酒。莫师傅、段师傅、莫主席、杨哲民、姜红梅、徐士良、宋玉香等等，这些人物一个个像亟待破土的笋儿，只待到灵感的契机，便肆意在作家笔下欢呼雀跃，鱼贯而行，竞相展现自己独特的性格魅力，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传递着强烈的时代精神。

　　这部带自传性质的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视角，视角选择除了方便讲故事，读来更觉亲切可信。这种视角的设置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不能像上帝视角一样无所不知，只能通过“我”与其他人的关联，编织一张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以莫师傅希望被评为劳模的愿景铺展故事，将“我”与莫师傅设定为既是师傅又是对手的竞争关系，围绕“我”与师傅的博弈展开叙事。师傅因循守旧，围着冲天炉熔炼了二十多年，那些惊心动魄出生入死的经历，非徒弟所能比；“我”以技术革新执意打破旧的樊笼，探索创造出高效的熔炼技术，也非师傅所能为，这场新旧思想的博弈，有情亦是无情，充满戏剧性。

　　故事发展颇具戏剧性，“我”与莫师傅同为机电厂熔炉班工人，莫师傅一方面视“我”为儿子，亲自教授“我”锻铁技术，一方面又处处提防“我”打“翻身印”，不时地敲打“我”。多年熔炉班工作经验的优越感使他对杨哲民的技术革新莫名的抵触，这使得师徒关系变得十分微妙而复杂，但他身上又具有一种时代精神与担当意识，即便透支健康、失去生命，他也绝不允许产出劣质的铁。莫师傅对熔炉技术的一丝不苟与莫师傅设计阻碍、打压“我”，与“我”争夺劳模的形成尖锐的矛盾，他对情敌汪春廷的工于心计的陷害，也揭示了他的自私与狭隘。他最终与徒弟、情敌达成和解，在生命最后时刻见证了“我”的技术创新带来的质的飞跃。小说写出了莫师傅人性的幽暗与光辉。在莫师傅身上既体现了其崇高的工匠精神，也流露出俗世的烟火气息，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当然，小说精彩处不止如此，作为“我”幕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我”的爱慕者姜红梅，这位神秘莫测的高干子弟的运筹帷幄，将厂矿领导、机关干部中与“我”和师傅有着某种利害关系的人物连接起来旁逸斜出，又沿着枝叶经络绘制群图，是“我”人生路上明亮的灯塔，真诚的爱情是推动“我”不断进步的催化剂。另一位血肉丰富的女性人物则是宋玉香，她“一辈子都在寻求一个强大的依托”，经历了与吴启军、段一村师徒的情感纠葛，最后才醒悟自己最需要的，是一颗充实的内心和一个强大灵魂，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在经历人生的惨痛的教训中复苏的。隐忍克制、情感笃定的姜红梅与自我放纵、寻求护佑的宋玉香，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也预示了不同的人生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