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巨变为社会背景，以边塞诗人高适的回忆为主线，以高适、李白、杜甫、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的人生际遇及其诗作为载体传递了诗人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相互交织的家国情怀。截至7月31日，《长安三万里》票房已破15亿。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影片自身的综合质量之外，还得益于影片前期的营销方式——跟着电影背唐诗。因为几乎所有观众都能在观影中背出耳熟能详的唐诗来“实时互动”。

　　唐诗无疑是观众理解诗人、欣赏影片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仅从诗的角度来欣赏这部电影，怕是不能全面地领略其中的诗意和其背后的意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段出自《礼记·乐记》中的文字诠释了中国古代诗、乐、舞同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王宁宁在其著作《中国古代乐舞史》中写道：“唐代诗歌繁荣既是乐舞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其现象表征。”这种观点说明了诗乐舞之间无法割裂的紧密关联，同时也启示我们应当把唐诗与乐舞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其整体性和全面性。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制作团队没有忽略这一点，在影片中音乐、舞蹈与唐诗共同诉说着诗人的情怀与命运以及大唐的辉煌与没落。

　　唐代诗人很多都熟悉乐舞，在吟诗时常会奏乐起舞或为舞蹈伴奏以助诗兴。这种诗乐舞结合的表演场景在影片中很常见，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描述历史事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李白在观赏柘枝舞时，边击鼓伴奏，边吟诵出“美人一笑千黄金，垂罗舞纱扬胡音”的诗句。当李白与文人墨客在曲江宴饮时，拨奏琵琶为舞动的胡姬伴奏，并吟诗：“君起舞……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这些诗乐舞浑然一体的场景将李白豪放洒脱、豁达不羁的性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诗人也常通过击打物品、拍手等方式产生协调的节奏来“击节吟诗”。节奏虽不是音乐的全部，但却是联通诗、乐、舞三者的桥梁。例如，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后感到前途迷茫，手拿树枝敲击酒碗吟诵了“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中风后的哥舒翰在朝廷施压下，不得不与叛军打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出征前他抽出宝刀，用手指弹响刀身，吟诵着赞颂自己曾经的赫赫战功的《哥舒歌》。但冰冷的金属节奏声却诉说着他今非昔比的境遇和盛唐一去不复返的悲情。

　　诗人还会借助乐舞表达个人的内心或隐喻社会的现实。在流传至今的唐诗中，描写乐舞表演的诗句不胜枚举。在影片《长安三万里》选用的四十八首唐诗中，有二十首都包含与乐、舞有关的诗句。例如，高适目睹了汪伦与一群舞者踏歌送别李白的场景，正如李白《赠汪伦》诗中所写：“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再如，高适同情士兵在前线奋勇杀敌而痛恨后方将领纵情歌舞寻欢作乐，于是便写出了《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诗句。

　　唐代的乐舞艺人与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唐诗与乐舞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甚至可以说，乐舞对唐诗的创作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片中在岐王府上演奏羯鼓的唐代著名音乐家李龟年就是王公贵族的座上宾，史料记载他曾在很多场合演唱过李白、王维等人的诗作。唐代诗歌传唱极为普遍，歌舞伎虽不善作诗，但诗则成为她们演唱的歌词，并在乐舞相伴的演绎下得以广泛传播。例如影片中，高适在岐王宅里看到一个歌舞伎弹着琵琶载歌载舞，她所唱的正是李白的诗作《采莲曲》。正如晚唐文人吴融在《禅月集序》中所说：“且歌与诗，其道一也。”

　　而在安史之乱后大唐由盛转衰，那些王公贵族、乐舞艺人和文人墨客都不得不随着历史的车轮颠沛流离。杜甫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就是他们人生际遇随国家命运沉浮的真实写照。

　　此外，影片中多次出现了琵琶、古琴、羯鼓、手鼓、箜篌、笙、阮、笛子等乐器的演奏场景，甚至有些是特写的镜头，再现了唐代乐器的基本面貌和乐队形式。值得关注的是，李白演奏的琵琶上的装饰图案与现存于日本正仓院的“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上的装饰图案极为相似。图案上方是象征佛教的曼陀罗花和飞鸟，下方是胡人骑着骆驼弹奏琵琶，这正是唐代经由丝绸之路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乐舞繁荣发展的佐证。

　　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乐舞再现了唐代的文化艺术成就，一经上映便引起了广泛关注：《人民日报》点评影片是“平衡历史与艺术，拍出了文化自信”，中国青年网称赞它是“深耕传统的优秀国风动画”。毫无疑问，《长安三万里》整体上是成功的，但作为“历史题材”的电影在文化艺术史实细节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关于柘枝舞。柘枝舞是西域传来的三大胡舞之一，节奏鲜明、气氛热烈、风格健朗。其服饰具有西域的特点，舞者通常佩戴帽子和锦靴，紧衣窄袖，腰间有锦带装饰。影片中一个身着汉服的舞伎为李白表演了她“新学的柘枝舞”，但从服装到动作与史料记载的柘枝舞特征并不相符，甚至出现了绷脚、大跳、水袖的动作技法。

　　其二，李白在观赏柘枝舞时击鼓吟诗：“美人一笑千黄金，垂罗舞纱扬胡音。”这个诗句应该出自《白纻辞·其二》，原文“美人一笑千黄金”的后一句是“垂罗舞縠扬哀音”。这句诗表现的是“清商乐”中的传统舞蹈——白纻舞，绝对不是描写柘枝舞的诗句。

　　其三，关于吴道子得道。据《太平广记》记载，裴旻、吴道子、张旭曾在东都洛阳天宫寺中共同“献艺”——裴旻舞剑、吴道子作画、张旭写草书。在影片中张旭看了吴道子的画之后疯狂大喊：“我得书法之道了。”但根据《新唐书》的记载：“旭自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也曾记载了张旭“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由此可见，张旭得书法之道应该是与公孙大娘舞剑器有很大关联，而影片中所说的“张旭看了吴道子的画就悟到了书法之道”并不够严谨。

　　其四，关于“踏歌”。“踏歌”是一种自汉初就有记载的联袂踏地、边歌边舞的乐舞形式，其中的“歌”多是以诗为辞。影片通过高适的视角再现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的场景。观众可以看到舞者踏地而舞，但在背景音乐中只传来“踏地”的节奏声（鼓声），并没有舞者演唱诗辞的“歌声”，稍有缺憾。

　　电影《长安三万里》主打的就是文化牌，其中的唐诗、音乐、舞蹈等无不体现了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长安三万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有目共睹、值得肯定的。影片结尾处曾这样说道：“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而笔者更想强调的是：长安不只有诗，还有乐与舞，有诗乐舞的长安，才是真正的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