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苏东坡从颍州知州调任扬州知州。虽然在这之前，苏东坡很多次路过扬州，但毕竟主政扬州的意义大不一样。苏东坡担任扬州的行政长官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官声之佳却一如他之前主政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等，老百姓交口称赞，称他为贤良的父母官。他在扬州最大的政绩就是施仁政，厚民生，蠲除万花会，上书朝廷免却扬州民众多年积欠，恢复漕运船商船民的利益。
苏东坡的恩师欧阳修曾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主政扬州，留下了“文章太守”的美誉。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此词写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当时欧阳修离开扬州已经七年，友人刘敞出知扬州，他一方面追忆广陵旧游，另一方面祝贺友人主政扬州。“文章太守”表面看是对刘敞才华的赞誉，骨子里却是对自己的传神写照。
东坡对恩师“文章太守”的风范是很向往的。有词为证。早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也就是欧阳修去世两年之后，东坡路过扬州，登平山堂缅怀恩师，写下了《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东坡那次履新扬州，恰好与门人晁补之共事，亦是人生一大快事。《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诗云：“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意谓我今日“平山忆醉翁”，就是希望晁补之“他日君思我”的时候，把我当作欧阳公一样的“文章太守”。事实上，苏轼“文章太守”的风范相对于老师欧阳修来说，委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绝非浪诩，有其在扬州的仁政为证。
苏东坡第一大仁政就是蠲除万花会。下车伊始，东坡就以非凡的魄力蠲除了万花会。洛阳牡丹，扬州芍药，齐名天下。扬州的万花会，就是模仿洛阳牡丹会搞起来的。这个万花会的阵容、排场是非常非常大的，将十万枝各种品种的芍药汇聚在一起，如同一片香气馥郁的花海。时任扬州别驾的晁补之有一首《望海潮》（扬州芍药会作）：
人间花老，天涯春去，扬州别是风光。红药万株，佳名千种，天然浩态狂香。尊贵御衣黄。未便教西洛，独占花王。困倚东风，汉宫谁敢斗新妆。
年年高会维阳。看家夸绝艳，人诧奇芳。结蕊当屏，联葩就幄，红遮绿绕华堂。花面映交相。更秉菅观洧，幽意难忘。罢酒风亭，梦魂惊恐在仙乡。
“扬州别是风光”倒也确实是，问题是“红药万株，佳名千种”的排场是建筑在扬州百姓的痛苦之上的，纵然芍药像洛阳牡丹会的魏紫姚黄一样赢得“花王”的称号，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这个万花会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是蔡京。蔡京一直被百姓视为一个大奸臣，但也不失为一个风雅的文人，他的字写得非常好，书法在当时是相当有口碑的。蔡京在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从朝廷贬到扬州任知州事。他为什么要搞一个万花会呢？一来可以扩大他的影响。他可以邀请汴京政界的大佬到扬州来观赏万花会，借此广通声气，积累人脉；二来可以把万花会作为自己的政绩。以拉动经济的思路来理解万花会似乎也未尝不可，关键是他这个万花会多达十万枝芍药，数量太庞大了。直言之，这个万花会的弊端就是扰民害民。试想想，十万枝芍药，要栽培，要管理，要采摘，要买卖，要运输，那么整个的流程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还有官府的小吏从中渔利，因为花农谁来种植芍药，万花会每家出多少花，花卉如何买卖与运输，这些都是有空子可以钻的。衙门的小吏以万花会的名头敲诈百姓，坐收渔利，所以老百姓叫苦不迭。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的春天，就在扬州官方照例布置万花会的时候，苏轼却坚决废除了万花会。苏轼废除万花会依据何在呢？苏轼做了充分的调研，他到民间去考察，广泛听取了老百姓的心声。经过多方研判，苏轼决定叫停万花会这个大害。有文献为证，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以及《苏轼文集》卷七十二《杂记》“以乐害民”条均有记载。
苏东坡废除万花会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针对的是蔡京。废除了万花会之后，扬州的花农们以手加额，拍手称快，如久旱降甘霖一样欢呼雀跃。
身为一代文豪，苏东坡其实是非常爱花的人，对于花卉亦有很高的审美品位。有《浣溪沙》为证：“芍药樱桃两斗新，名园高会送芳辰。洛阳初夏广陵春。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秾点柳枝唇。尊前还有个中人。”万花会蠲除之后，扬州的春天似乎显得有些枯寂。这可以从苏东坡跟友人的酬唱觉察到。 《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诗云：
东都寄食似浮云，襥被真成一宿宾。收得玉堂挥翰手，却为淮月弄舟人。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甑有尘。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自注：“来诗有‘芍药春’之句。扬州近岁，率为此会，用花十余万枝，吏缘为奸，民极病之，故罢此会。”
苏东坡在扬州的第二大仁政之举是什么呢？上书朝廷，免除了扬州老百姓累年的积欠。刚刚到任，苏轼在《谢扬州到任表》就向朝廷提到了扬州百姓积欠的问题：
乃眷江淮之间，久罹水旱之苦。邻封二浙，饥疫相薰；积欠十年，丰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圣之意，下尽疲驽之心，庶复流亡，少宽忧轸。
“积欠十年，丰凶皆病。”扬州百姓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职此之故，东坡又就积欠事宜，专门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发政施仁，免去积欠，给百姓喘息的机会。<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写道：
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苏东坡为了民众的利益直笔谠论，没有丝毫的顾虑，其为政的劲气锐气彰显无遗。要知道，苏东坡在元丰年间曾遭遇过乌台诗案，一下子跌落到政治生活的深渊。一般人照理会吃一堑，长一智，选择沉默，或轻描淡写。然而，苏东坡却大有经霜弥茂的斗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乃兄“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确乎如此！苏东坡自己也颇有成就感。《和陶饮酒二十首》诗云：“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
苏东坡在扬州还有第三大仁政，就是给负责漕运的船商船夫恢复了应得利益。据《宋史·苏轼传》记载：
（元祐）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
扬州乃淮左名都，转输天下，漕运之法的得当与否至关重要。东坡恢复“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的人性化举措深得人心，既维护了船商船夫的经济利益，也拉动了消费，还确保了东南漕运的质量，可谓一举多得的善政。
值得称道的是，苏东坡将他主政扬州的仁政精神一以贯之，无论仕途顺逆，之死靡它。三年后，也就是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新党秉政，绍述熙丰新政，排斥元祐旧臣，苏东坡被贬谪到惠州。惠州地处岭南热带，盛产荔枝，每年向朝廷进贡，增加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东坡对这一病民弊政深恶痛绝，写下了《荔支叹》，大笔如椽，直指朝廷大佬丁谓、蔡襄、钱惟演等“争新买宠”的鄙陋，批判了“致养口体”的奢靡之风。一句“至今欲食林甫肉”，戟指权贵，其果敢之气一如在扬州废除万花会！
《宋史·苏轼传》赞云：“（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这一评价，苏东坡足以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