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树】
从重庆去新加坡，飞4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很喜欢这个国家，疫情前，几乎每年我都要去一两次。去年底，我终于恢复了隔断三年的新加坡之旅。
新加坡是热带花园城市，花园在城中，城在花园中，美丽的“花花世界”，使人想起唐人令狐楚的《游春词》：“高楼晓见一花开，便觉春光四处来。暖日晴云知次第，东风不用更相催。”兰花是新加坡的国花。新加坡国家植物园是原始树林和专业花圃的融合，奇花异草，草绿花红，繁多的花草中有许多濒临灭绝的品种。占地54公顷的植物园专门辟有兰花园，叫胡姬亭，里面种植了12000多株名贵兰花，包括国花——卓锦万黛兰，真是“风吹兰花满园香，胡姬压酒唤客尝”。新加坡最热闹的大街叫“乌节路”，“乌节”就是“兰花”的译音。人行天桥、电线杆，都是花团锦簇的。新加坡国家公园局主办的“国际花园节”，两年一届，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壮观的花园节之一。
就是位于乌节路的新加坡总统府原来也是一座肉豆蔻种植园。门外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小桥流水的总统府就是一座大森林、大花园，这里有许多稀有植物，有的老树已经超过百年。在森林里有50多种鸟类，水鸟、翡翠鸟、太阳鸟、黄鹂鸟，都很珍贵。新加坡总统府建于1867年，原来是个冷冰冰的戒备森严的总统官邸，从1995年起，它成为每年在新年、劳动节、国庆节、开斋节和圣火节这五大节日向普通民众开放的自然观赏区。民众可以购票进去参观，中小学生可以在这里表演节目，参观者也可以在总统府野炊，但是必须将野餐产生的垃圾带走。在开放日，新加坡总统还常常在花园里站立，微笑着接待大家，和参观者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在新加坡，有一种更普遍更大众的树，这就是雨树。如果选举新加坡的国树，我以为唯有雨树当之无愧。这是一种落叶乔木，树高可达二十余米。长到一定高度后，雨树就横向发叉，不断增多枝干，树冠越来越大，直径有十几米，枝繁叶茂的华盖完全像一把张开的巨伞，既可遮阳，也可避雨。雨树属于含羞草科，它其实就像放大版的含羞草。每天下午5点左右，叶子就闭合、下垂了，所以也叫“五点钟树”。早上，叶子在晨曦中打开，这时包裹在叶片里的露水或雨水纷纷下落，“雨树”之名由此而来。马路边，河道旁，草坪上，公园里，新加坡到处都有雨树的身影，全国有110万余棵，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棵。国家给每棵树都建有电子档案，国家公园局的“树木医生”掌控电子档案，分工负责每棵雨树的养护。我在新加坡散步时，往往会在雨树下的椅子上静坐，看看iPad和报纸，的确很惬意啊！
雨树是远客，原产地在美洲和非洲，这是新加坡建国初期，第一任总理李光耀选定的引进树种。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国父，受到新加坡人的尊重。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弹丸小国，才花了半个多世纪，就成了世界上最富裕、最美丽、最公平、管理最好的地方之一，这和李光耀是分不开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雨树成了新加坡的一道无处不在的亮丽风景。
【东海岸】
和中国人相反，很多新加坡人是不大进厨房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外面用餐，所以，新加坡餐厅林立，而且，中餐、西餐、马来餐、印度餐，种类繁多。还有本土的娘惹菜，“娘惹”指的是古代中国人和马来人通婚所生的女儿，娘惹菜就是中国菜系和马来菜系完美结合的马六甲菜肴。这次新加坡朋友请我在著名的娘惹餐厅“真蓝”就餐，几乎所有菜品我都叫不出名字，别有一番滋味。
在新加坡，除了豪华餐厅以外，最多的还是“大食代”（Food Republic），这是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餐饮中心，现在每家大商场里、每个社区、每个交通交汇处都有。我常去一家大食代的豆浆摊位买油条。在新加坡，对食品的卫生管理十分严苛，炸油条的油当天必须换掉，因此这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放心油条” 。女老板看见我就会主动打招呼：“Hi，还是要两支油条吗？”
百分之九十的新加坡人都住在国家提供的“组屋”里。和商品房相比，“组屋”相对简朴，没有阳台和游泳池，可是如果用中国平民的眼光看，条件也不错了，而且房价便宜得让人想哭。政府还每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让“组屋”跟上时代的变化。在“组屋”区，一定有“小贩中心”，就是简朴化的大食代：没有空调，只用电扇，食品却仍然琳琅满目，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此外，全国还遍布各种高级一些的餐厅：本土的，国外的，应有尽有。我很喜爱乐天皇朝的八色汤包，一笼八个，八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一种馅：鹅肝、松露、麻辣、原味，等等。
家人或友人春节聚餐时，第一道菜必定是“捞鱼生”。鱼生的主菜是鱼丝（一般是三文鱼），搁在一个大盘子里，餐厅服务生一边加上色彩斑斓的蔬菜丝、水果丝和各种佐料，一边说一些祝福语，最后大家起立，用筷子将盘中的各种细丝挑起，据说挑得越高，新的一年越吉利。说实话，鱼生实在不好吃，酸酸甜甜，怪怪的。
有一次，新加坡诗人陈剑邀请我和夫人到东海岸吃饭。陈剑是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发起人和主席团成员，我的老朋友了。他的专业其实是城市规划。对于新加坡，他就是一部活词典，他是几十年来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的参与者啊。中国政府在新加坡举办的公务员培训总少不了他这个“城市规划”的讲课人。东海岸是新加坡大众最喜爱的海滨度假胜地，有一座占地158公顷的免费公园。东海岸长约15公里，岸边有沙滩、人行步道、自行车道、儿童乐园、咖啡厅等等。坐在海边的休闲椅上，吹着柔柔的海风，望着新加坡海峡白白的细浪，真有一种天海融合的感觉啊！骑车、滑轮、冲浪、垂钓，游客在这里自得其乐。东海岸是新加坡人野炊、野营的首选之地，路旁准备有国家供给游人免费使用的烧烤炉灶，草地上、密林间遍布过夜的帐篷。东海岸以海鲜名世，这里的海鲜餐厅，一般有室内部分，又有室外部分。我们在室外落座，大海就在身旁浅吟低唱，心旷神怡！当然新加坡名菜黑胡椒螃蟹是不能少的。螃蟹很大，都在一公斤以上。印度黑胡椒，加上中国花雕酒、马来小尖椒、姜片、蒜粒、洋葱和西式黄油组合的酱汁，恰如其分地渗入肥腴的蟹肉中，或炒或烤，螃蟹一身红妆地火爆登场。用蟹钳一夹，红汁就从白肉中溅出，配以面包，美味无比，不禁想起苏东坡说的：“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陈剑要的一样菜使我好奇：虾肉和鱼肉绞成泥，包在香蕉叶里，再加以烧烤。陈剑说，这菜没有中文名字，土语叫“沃达”，是一种马来菜。还有一个菜是清蒸巴丁鱼，这鱼，肉滑无骨，也是马来菜。甜点是榴莲冰淇淋，把榴莲的特殊香味发挥到了极致。饮料也奇特。给每人上了一个椰子，已经打开，内中放有一根吸管和一把勺子，勺子的用途是挖椰子内壁，喝椰汁的同时，吃那白白的香甜的椰肉。“必须是这种椰子，太老太嫩都不行啊！”陈剑说。
【华语】
华人占了新加坡人口总数的75%，但是，中文却并非第一语言。尤其是年轻人，操英语的更多。新加坡的主流语言是英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只是通行语。在我这次住的酒店，有一位前台，是马来人，用别扭的华语和我打招呼：“吃饱了没有？”我说，你多了一个“饱”字，就不是问候了，而是骂人话，他大惊。还有一次，我去一家眼镜店修理镜框。老板用磕磕巴巴的华语对我说：“我可以免费给你修，但是镜框很容易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可不能负责任啊！”这个“三长两短”把我惹得大笑。
不过，新加坡的华语文化活动还是不少。这次到新加坡，已是春节前夕。刚一到达，就收到新加坡华语诗歌春节晚会主办人舒然小姐的信，邀我担任这场春晚的总顾问。春晚如期举行，热闹非凡，新加坡原政务部长到场讲话，南洋艺术学院的学生还朗诵了我的诗《守住梦想》。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主持人说：“好不容易把吕进先生逮到了，大家提问哦！”值得一提的是座谈会的地点，这是新加坡著名的文人书店：草根书室，在武吉巴梳路，与国家图书馆仅有一路之隔。
新加坡的书店大概分两类。一类是乌节路上的纪伊国书屋这类大书店，设计摩登，环境雅致，纪伊国书屋的老板是日本人，据说这是东南亚最大的书店。这里以售卖英语书籍为主，也有少量华语书籍，曾卖过泰国诗人曾心和钟小族主编的《吕进诗学隽语》（台湾版）。另一类就是小书店了，草根书室就是这类书店的佼佼者。这家书室以华文的文史哲书籍为主，老板英培安是新加坡作家，有些人去买书，也希望万一运气好，英培安凑巧在店里，也可和这位知名作家“亲密接触”一下。华语书店很难经营。英培安得重病后，书店濒临倒闭，于是三位姓林的读者出手来挽救新加坡的这个文化景点，三林组合，集体继续草根书室的事业。
新加坡华语诗人还是有不少活动。《赤道风》主编方然和发行人芊华是在草根书室就遇到的。贺兰宁和周粲是新诗研究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的新加坡前辈诗人，在作家协会相遇，免不了握手、问候、合影。在一次新春聚会上，遇到女诗人淡莹。她戴了一副大墨镜，向我抱怨：“视网膜脱落，几次了，真麻烦。”淡莹的先生王润华担任过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主要是位学者，在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高校任过教，现在是马来西亚的东方大学的副院长。他和淡莹作为诗人，属于台湾张默、洛夫、痖弦的《创世纪》诗群。新加坡的五月诗社历史悠久，推出的诗人不少，现任社长郭永秀是老朋友了。他在一家职业技术学院任教，特别忙，有时一晚上只能睡4个小时。听说我到了新加坡，他发来电邮，希望聚一聚，我婉辞了，回信说：“就在作家协会的午餐会上见面吧！”他赶到退伍军人大厦，找到我，谈了几分钟，没有吃饭，就匆匆离去了。
新加坡有一家报纸《联合早报》，在中国也有订户。《联合早报》有一位资深摄影记者，叫徐伏钢，现在已是我的老朋友了。记得第一次见面，徐伏钢在中央森林公园附近的一家泰国餐厅宴请。他出示了1991年5月31日他在成都采访我时拍的照片，大出我的意外。原来，那时正在召开四川省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我当时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团委员。伏钢还拿出了当年我写给他的题词：“摄影家与诗人/有共同的眼睛/从广阔的世界/寻找美的永恒。”转眼就过去几十年了，真是时光如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