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时风长诗《中原颂》，其宏观稳固的架构、温润细腻的肌理、高度自觉的审美洞察以及对情感极为有效的把控，都会让读者有震撼之感。这种震撼，有听觉方面的，是关联文本形式上的韵律与节奏；有内容方面的，是蕴含在阔大的时间中衍生的地标般的生命本体及其自身持久的推动力；有思想方面的，是立足当代又从传统中找寻切口的再创造；有价值方面的，是地域文化的一次有力的返回和重塑。
再回到诗文本写作的表达上来，近些年一直饱受诟病的抒情长期被记叙取代，中国古典的抒情在新诗中正逐渐被边缘化。原因何在？是诗人们空洞的、浅白的、泛滥的、过度的、矫揉造作的抒情方式引发了读者的反感；抒情本身没有错，不但没有错，反而是诗文永恒的思想核心和最终走向。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中提及诗与散文时，不无深情地说“诗歌是贵族的，散文是平民的”，诗歌的语言是被选择出来的，如阳春白雪一般；真的，此时我们已无须再追述“诗言志”“诗缘情以绮靡”等文化渊薮，也无须在当今再次呼唤要重新举起抒情的鲜艳旗帜，归根到底，新诗写作还是要回到语言上来，而时风的这首抒情长诗《中原颂》，无疑为我们在抒情诗写作上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写实手法的汇入，夯实文本抒情的底座。写实主义是再现情境的真实性，对生活现场进行真实、客观的描写，同时自觉戒除理想化的想象，细致观察事物的外表。诗论中被多次提及诸如“现实主义不够实、现代主义不够虚”和“实要落到实处，虚要彻底腾空”等问题，在写作实践过程中并未完全落实。如果基座不够坚实，语言的大厦就会晃动，诗人言说的力度和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说，写实主义恰是呼应了“真”，也就自然而然地摒去了抒情中空洞的因子。
这首《中原颂》处处体现着写实观影响下的精神气象。开头的小引“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点明河南这个地域的独特位置和历史价值。我们从这首诗中看到了“三皇五帝”和“华夏文明”的最初衍生，看到了为人熟知的“仰韶”“殷墟”“儒释道”“丝绸之路”“四大发明”“清明上河”等文化标识，看到了“老子、孔子、庄子穿越时光相约”“达摩面壁”“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在文字里长谈”，看到了《易经》《诗经》《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等巨著闪耀着先贤智慧的光芒，看到了“天下姓氏出中原/开枝散叶”“一声河洛郎/已是热泪盈眶”，也看到了“大别山”“红旗渠”“小浪底”“黄河号子”和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的脊梁”。
绵密的物象，是诗人对客观的语言“化验”，是先知者和全能者般的视野、履历和体验，其跨度之大、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似乎超出了诗歌言说的范畴而外现为宏大与虚无，但可以看出，诗人笔端漾动着的真实的情愫是站位于真实的历史语境当中自然生发而成的，这种真实，不但造就了本诗丰厚的文化内蕴和极强的辨识度，也增加了诗人自己所要言说的底气与自信。
音乐性的介入，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诗，犹歌也”，中西方诗歌的缘起无不注重各自民族内在音韵的和谐与铿锵。试看《诗经·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所押的iu、ou韵，《诗经·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所押的ang韵；由于自身的朗朗上口加上关注生命本体的内容，这种可以唱出来的诗对民众的影响程度大，在社会的传播度广；后面的唐诗、宋词、元曲很明显地也让音乐性介入进来，从而促进了自身的繁荣；在中世纪的法国，厄斯塔什·德尚、克里斯蒂娜·德·比尚、弗朗索瓦·维庸等诗人就特别注重诗歌的音韵和格律，包括前期象征主义的三大诗人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也都极力注重文本的形式：“把诗变成音乐的魔法师”（魏尔伦）、“用音乐和色彩唤起想象”（兰波）、“运用意象和文字间的跳跃以及音乐式的结构”（马拉美）。由此可见，在抒情诗歌的写作中音乐性必不可少。
形式自由、音韵协调，朗诵声起时，或如珠玉般的圆润光滑，或如丝竹般的细微精妙，或如黄钟大吕般的厚重幽邃。是的，这就是音乐带来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长诗《中原颂》所呈现出的雄浑开阔的样貌和内部热烈汹涌的情感波浪是一致的，而以不变的ang韵贯穿始终则带来一种审美上的整体观感，这样就规避了换韵容易带来的割裂的、分离的、破碎的效果，“海洋”“流芳”“雕像”“琼浆”“合唱”等如同精雕细琢一般，立体地嵌入并成为文本鲜活生动的有机成分。在特殊的语境下，音乐性的介入也将词语崇高化、升维化并最终带来“相”的衍生和迷人的“可能性”。
语言的把控，减缓情感气息的流淌。在对新诗语境的重构和体悟中，写作者既应内敛和节制内部的勃发，也应以冷静沉稳的笔触放缓词根复沓堆叠的节奏。此时的抒情类似于基于记叙和描写基础之上的冷抒情，调子起得低，行进走得实，落笔收得紧，就会自然彰显写作者一种理想化和多维性的精神景观。捕捉的内心潜意识无需排斥外部的形式美，相反会让语言自身的意义声色发散出良好的效果，像这样的，当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直抒胸臆的、共有的，而非个人化时，就应想到新诗的出处在哪里；说到此，这首《中原颂》便是很好的诠释。
时风深情而内敛的走笔，源于自身语言的干净、凝练、流畅和对气息节奏的有效把控，我们从诗中感受的流淌是热烈的而不是泛滥的，是稳健的而不是倾颓的，是打开的而不是禁锢的，是简洁的而不是臃肿的，不像浪漫派那样放任感情，任其倾泻。如“我在这里找到/炎黄子孙的根和魂”点明寻根意识，“小浪底扼守大河百年安澜/涛涛洪水化作碧波荡漾”言说内心感受，“大别山上/翠竹依旧郁郁葱葱”讲述红色过往，“她带着炎黄的圣谕/穿越历史烟云”重申文明的悠远。另外，从整体的押韵上看，一是压的字不重复，只有“海洋”出现在首尾各一次，是特意为了呼应；二是压的节奏不频繁，一节之内出现的次数不多；三是词语的意义不交叉，都带有不同的指向。
诗人的根本职责是审视历史，寻找和展示时间中的精华，时风通过这首《中原颂》在河南庞大的时间走向中找到了文化的切口，视野开阔，意境深远，既有赤子情怀，也有寻根意识，以灵性的语言、节制的情感完成了对历史和传统的回顾，彰显了巨大的地域文化价值。尤需强调的是诗人的抒情，并不是像浪漫主义用想象去揭示过去，而是依据于真实的历史原型，同时注重音乐性，使其葆有浓厚的美学意味和精神高度；其底座是扎实的，词根是有力的，言说是自信的。诗人向深处开掘，向高处攀登，为我们缓缓展开了一幅中原文化雅丽精工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