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时代，在陕北清涧乡下能看上一场戏、一部电影，听一回说书，看上一本连环画，那就是奢侈和享受。那个年代，乡村人们的文化生活相对匮乏，娱乐单调，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
其中，听书，也是听陕北说书。过去那些说书人大都是盲艺人，被人们尊称为先生，也叫书匠，他们行走于乡村宣传，还是受欢迎的。陕北说书源远流长，传说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这种说唱艺术。清道光辛丑（1841年）秋《榆林府志·艺文志》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榆林堡陈文道在谭知府的府上听书，云云。明末清初，说书在北方城乡开始流行。起初，陕北地区的一些贫苦的盲人，他们的眼睛看不见，失去了光明，为求得生存，有一碗饭吃，有一个活动范围，也不甘示弱地接受一些光明文艺，如学用民间小调说唱。后来，在三弦乐器发展的基础上，盲艺人吸收了一些地方剧种、民歌、道情的曲调，开始坐着讲述、演唱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剧本、章回小说等，这样的说唱方式，传来传去，逐步在陕北地区演变成了一种地方曲艺。
那些说书的盲艺人，看不见外面的世界，生活困难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他们找了一条生计，由地方文化单位统一管理，培养说书，而后下派到乡村配合形势进行文艺宣传。过去，每年春夏秋冬季节，每个村上都会来一次盲人宣传队。说是宣传队，其实人也不多，有时三四个人，有时是两三个人，不管多少人，前面都有一个眼睛好、年龄大的老者为向导。这个向导右手平衡地拉着一根细木棍子，后面的头一个盲人同样也抓着领队者的那根木棍子，再往后的人右手或左手搭在前一位人的肩膀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行走在陕北山大沟深、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上，一个村一个村地去搞宣传活动。
当盲人宣传队来到了村上，给他们吃派饭，也就是百姓饭。时间晚了，不仅管吃，还要负责住宿。至于说书、听书场地，一般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大都选择在村子的社场上，或者庄户人家的大院子，在靠墙边的地方搁上几个短板凳，或长板凳，让盲人坐上方便说书。来听书的村里人有的带着小凳子、毯子，有的抱来麦秸、糜谷秆等干柴草铺在地上，有在地上圪蹴的，有站着的，大家以盲人为中心聚拢在周围，认真听书凑热闹。当天气冷的季节，村上谁家窑洞大，就在谁家说书。过去农村可有大窑洞，有家户住的土脉好，挖的窑宽深。那样的窑洞，不仅炕大，脚地、后窑掌也宽敞，能盛得下许多人。
总之，不管是社场，还是窑洞、大院子，那就是说书听书的理想场地。记得有一年春上，村里来了位盲艺人张晨祥，清涧县店则沟村人，他个子中等，正是中年，看着他只身坐在板凳上，那随行带的小鼓、马锣、小镲、梆子、木鱼、铃铛、醒木、口琴等小型乐器，有的绑在身上，有的固定在一个设置好的木架子上，全都用细绳子或细铁丝连接在下面的脚踏板上，当需要的时候脚一踏，牵一发动全身，全都程度不同地混响了起来。此时此刻，他怀抱三弦，手套蚂蚱板，腿绑甩板，脖挂哨子，一人操持着那么多的乐器，伴奏表演的阵容竟然像个小乐队。然后，他就全神贯注，进入状态，首先给大家来个开场白，问好一下父老乡亲，亲戚朋友。而后一边等人，一边为了吸引听众来个练子嘴，或风趣幽默的段子，逗逗大家，渲染一下气氛。记得有个段子：说起忙，记起个忙，蛇钻裤裆火烧房；脑畔上下雨山水（洪水）淌，婆姨灶圪崂把个娃娃养。还有咬鼻子的故事，大致是甲乙两人吵嘴打了架，甲咬掉了乙的鼻子，乙去告状。官问甲你为什么咬乙的鼻子？甲不承认，说是他自己咬下来的。官说口在上，鼻在下，怎么咬得着？甲却说大人你不知道，他是站在板凳上咬的，所以就咬着了。是他故意陷害我，你看他的心多毒啊！此时，那官大声喊道，判乙无理无据，接受处罚。乙听后连喊冤，竟遭官斥责，快把乙带下去！其实，甲知乙已报官，担心惩罚，背后向官作了手脚。人们听后说长道短，议论不休。
张先生那次来到我们村上，说了一本书《张连卖布》。大致意思是主人公张连好逸恶劳，赌博成瘾，家道破败，后经妻子、邻居劝说，终于回头，夫妻和好，正经度日。以传唱劝化乡民，影响较大。这说书和干其他事一样，有好有差，是不一样的。因他的口才好，表达清楚，加上各种乐器配合，形神兼备，让人听得入耳动神，感情波动，荡气回肠。
以前盲艺人到了乡下，说一些劝人向善、尊老爱幼、爱憎分明的寓言故事，诸如王祥卧冰、孔融让梨、乌鸦告状、狸猫换太子、牛郎织女、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亡斧疑邻等。人们刚开始消声屏气，不让小孩哭闹，但是一个开场白下来，竟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前仰后合，而后又进入深思，从中受到一些启迪教育。开场白后，转入正本，大家才开始聆听一场好书，得到一次精神享受。
陕北说书的内容过去基本上都是一些古代神话、历史人物传记、英雄豪杰抱打不平、相公招姑娘、奸臣害忠良等题材。现代新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红色革命斗争、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等题材的故事。说书人的曲调激扬粗犷，优美动听，富于变化，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九腔如“胡胡腔”“哈哈腔”“梆子腔”等，十八调是“下盘棋”“小放牛”“寡妇上坟”“放风筝”等。此外，还有慢句、快句、平调、哭腔、女腔、怒腔、忧腔、对句、武句等区别，以表现不同角色、感情和故事情节。陕北说书里有人物的跳出跳入，可归纳为慢平紧快，喜怒哀乐，也分“生旦净末丑”。它的故事性强，富有戏剧性，可归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其唱词一般用的都是五字句、十字句，也有不受限制的，语言纯朴，通俗易懂，大众化。
在我们陕北清涧家乡周围，记得那个年代名气大的盲艺人有店则沟村张晨祥、郝家石硷村张崇华、石家沟村石维俊、牙圪凸村白世荣等，几乎家喻户晓。而在陕北最有名说书艺人代表是韩起祥，他不仅自己说书，还能编书。特别是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对陕北说书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更加鼓舞着老韩自编自演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儿团圆》等新书。在延安解放战争时期，韩起祥曾经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领导的表扬和鼓励。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北说书移植改编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灯记》等，更是红极一时。再到后来，陕北说书一些代表人物的盒式录音带由音像出版社或民间制作推出，几乎遍及陕北城镇乡村。老百姓一旦有了空隙，就会打开自家的录音机插入录音带来听，他们习惯而且喜欢这样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方言语音的说唱风格。
在陕北这块厚重的土地上，过去的盲艺人走遍了城镇乡村，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脚印，留下了说唱艺术，其精神遗产像矿物一样深藏在了黄土高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陕北说书的技艺也在不断变化着，其与苏州评弹、陕西秦腔、山西梆子以及地方剧种结合一起，并登上央视等舞台，推陈出新的演出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影响。当下，老的艺人逐渐离世，陕北说书艺术需要得到扶持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