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鲁惟一生于1922年11月2日，即将迎来百岁生日。而在整整一年前，在由国务院新闻办和上海市政府主办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鲁惟一和周锡瑞、叶嘉莹获颁“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该奖项创设于2010年，每两年颁发一次，迄今为止获奖且健在的非华裔汉学家，除鲁惟一和周锡瑞以外，仅有裴宜理和滨下武志，鲁惟一是其中最年长者。
作为享誉全球的英国汉学界的翘楚，鲁惟一先生的学术研究贡献卓著，其功绩有三。其一，他参与编撰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是二战之后享誉全球的中国历史研究入门教材。这套丛书中的前两卷《剑桥中国秦汉史》与《剑桥中国上古史》，鲁惟一从策划到出版全程参与，并撰写了两部中的导论，历时了数十载光阴。其二，他作为第一代汉学家，教学研究七十余年一直笔耕不辍，是西方汉学界最早重视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研究的顶级学者。其三，作为中西学术交流的文化使者，他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翻译介绍至西方。
一、参与编撰《剑桥中国史》丛书的历史功绩
鲁惟一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贡献莫过于参与编撰《剑桥中国史》丛书，如此广博深邃的学术视野，最初来自其深厚的家学功底。他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盎格鲁—犹太裔学术世家。其曾祖父是普鲁士地区的东方学和神学教授，后移居英国成为著名犹太裔金融家摩西·蒙蒂菲奥里的助手，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英国著名的闪米特语教授，1947年他曾在北平的英国领事馆学习半年中文，期间曾在天津、上海等地游历，遂对古汉语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自1963年于汉学研究重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后，他来到剑桥大学任教，便开始从事汉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剑桥中国史》系列是汉学领域编纂时间最长、参与权威学者数量最多、最为系统性介绍中国历史的通史性著作。这套丛书最初筹备于1966年，直到1986年12月，第一分卷《剑桥中国秦汉史》才得以问世。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汉学界没有人把秦汉以前的时期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所以鲁惟一先写了秦汉史的部分。该书有别于国内过往以突出历史编年与史料真实的通史著作，以专题研究为写作形式，以其宽广的全球视野，强调历代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中的价值输出与历史观建构，对于中外学者重新认识历史，都具有深远影响。《剑桥中国秦汉史》全书共有十七个章节，鲁惟一撰写了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他在第二章《前汉》和第十二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中对西汉政治文化的总结在汉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奠基作用。李学勤在该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指出，鲁惟一在该书导论部分肯定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料的价值，同时能注意到文学作品、笔记小说等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史发展脉络的历史片段，其学术指导意义深远。
《剑桥中国秦汉史》问世后，在全球学界反响强烈，由此中国上古史领域的汉学研究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鲁惟一及汉学家夏含夷、吉德炜、倪德卫在先秦史领域的汉学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时至20世纪90年代，鲁惟一认为彼时东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性交流甚少，西方汉学界仍缺少对此段历史近千年学术史成就的系统性理论诠释，他便又与夏含夷于1999年联合完成了《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写。该分册一经出版立即成为西方汉学界最重要的上古史研究入门教材。鲁惟一在编写过程中大量引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史学界最新的考古出土研究成果。他完成的本书第十四章《留给帝国的遗产》，以纵通性的研究视野，将先秦史的发展与其后汉王朝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系统论述先秦两汉政治制度的历史成就，并填补了西方汉学先秦史研究的历史空白，也使得本章成为连接《剑桥中国上古史》与《剑桥中国秦汉史》两书的纽带。
二、汉简研究的历史成就
鲁惟一是西方汉学界最早重视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研究，尤其是西北汉简研究的学者。他的这种学术志趣源自1963年起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开始撰写的博士论文《汉代行政记录》，其研究内容是居延汉简中所见汉代边塞行政活动记录。他是西方汉学界最早一批践行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西方学者，以其论著肯定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以统计史学的方法，将中国本土出土文献资料辅助传世正史的基本判断加以全面深化研究，并撰写系统性复原汉代边塞兵将行政生活的学术专著。该书为中国古代西北地区出土文献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继而，1988年，他又出版《汉帝国的日常生活》，该书以通俗读本的形式，从出土文献与文物中考察两汉时期国家行政制度与日常生活，向西方民众介绍中国汉代的日常生活史。于2010年，他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戴梅可联合编写《中国早期的帝国：重新思考》一书，巩固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秦汉时代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认识。国内史学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随着马王堆汉简、睡虎地秦简、郭店楚简和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献相继问世之后，简牍、简帛研究才成为上古史领域的热点，可见鲁惟一的研究富有前瞻性。
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早在撰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第十二章时，鲁惟一就曾总结秦汉思想史的四种主要心态——自然界的秩序、人的特定地位、行政的需要和理性的召唤。他在汉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笔耕不辍，1982年出版的《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一书，算是对《剑桥中国秦汉史》中第十二章中四种心态的延续，该书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汉代的民间思想与神话信仰的早期思想史重要学术著作。
他在剑桥任教三十余年对汉学研究殚精竭虑，不在乎学术名利，非常爱与后学交流，并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效应。曾受他多年指导、现剑桥大学“李约瑟讲席教授”汉学家胡司德在去年剑桥大学为鲁惟一举办的百岁庆典的仪式上指出，鲁惟一喜欢将自己的学术灵感放在学者信箱里与后学交流，他至今仍保留不少十五年前鲁惟一寄给他的“灵感”信条。1990年，时年68岁的鲁惟一从剑桥大学退休时期身份只是讲师。但他仍笔耕不辍，退休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担任短期访问学者期间，还曾撰写《中国古代典籍导读》填补了西方汉学缺乏古代中国先秦两汉阶段经典文献导读著作的空白。
21世纪后，鲁惟一的学术重心主要在汉代思想史的研究，2011年，他出版了《董仲舒——“儒家”遗产与〈春秋繁露〉》一书，关于董仲舒学术源流的分析梳理，吸收了大量西方汉学成果，他指出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学者最早可追溯至陶渊明，繁盛于唐代，但是东汉魏晋时期几无重视，其观点新颖，值得学术界重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