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头看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收有《诗人卞之琳》，喜欢这篇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这篇文章附录卞之琳与陆灏的书札片段，其中有一段话让我浮想联翩：“实际上我过去也从来不写这类既不抒情亦不论事的文章。《沧桑集》里第一辑所收的三篇散文，也许是例外，但是它们还是抒情、记事、讲道理的。”

　　聚焦《担头看花》，体会到卞之琳所言“抒情、记事、讲道理”的妙处。陆灏抒凝重之情，记文人书事，讲学问常识，时间绵长，空间宽阔，思考深挚，眼光独到，一文有一文的格调，一字有一字的韵味，开卷自然有益。

　　熟悉陆灏的著述，作为学问丰赡的作家，文笔向来冷峻、沉静，“抒情、记事、讲道理”，典雅的文字循着翔实的考据娓娓道来，人生况味，学问真相，缓慢间弥漫了读者的心绪。与其它的文章相比， 《劳先生、赵丽雅……我》独具异彩，现实感强，情感温度偏高，作者的形象似乎更为清晰。陆灏记录了与谷林、扬之水之间的友谊，以文叙人，以人言文，凝结着一段时光中的书香文韵，给他的读者和谷林、扬之水的读者架起了亲近、理解的桥梁。“人的正确定义，应该是写信的动物”，谷林写给扬之水的信，陆灏读到情深之处。因此，文章中的人物关系，一本书、一封信的由来，时间光影有陈年印记，字里行间则是丰沛的生命情感。

　　卞之琳告诉陆灏，他赞同王佐良对“卖弄风趣和幽默”“为随笔而写的随笔”的不满。的确，随笔要言之有物。陆灏读书广泛且精细，写作的灵感庶几生发于一书掩卷的时刻。《“吾家苗介立”》《毛姆的哲学小说》《那么我就是众猫之王了》《无意中的三言两语》等，源于钱锺书的《容安馆札记》。陆灏读钱锺书，常有会心之处，“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于此小中见大，机锋忽现，引领读者由浅入深，循着生命与学问的路径去了。我们习惯以“三思而后行”说事，其实孔子说“想两次也就可以了”，陆灏引经据典，从朱子与程子的三思到两思之间的微妙处，提供了一个质朴也干脆的答案，“想的太多，过于谨慎，其实就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反而有问题”。你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是信的。

　　抒情是为人而抒，记事是为人而记。陆灏抒情有岁月质感，记事依然，旧书中的话题，几个人的往事，说起来也是荡气回肠的。《以赛亚·伯林的初恋》可以当小说去读，在以赛亚·伯林与帕特里西娅的交往中，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人物关系的离奇性，有了入丝入扣的描绘。文章中的“道具”是以赛亚·柏林的英译本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初恋》。译者执拗地在书名页的背面印上了献给帕特里西娅的献词，因此，这本书贯穿着译者与她的苦涩现实。当然是没有结果的爱情，当然是以赛亚·伯林无奈地转身。然而，帕特里西娅在以赛亚·柏林的心里久久不能远去，何以如此呢，以赛亚·柏林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她放荡不羁；满口谎话，是天字第一号说谎精。没有一句是真话，我是说她随时随地都可以瞎编一气……她谈吐机智……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观点，毫不忌讳。她为人挑剔，特立独行。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交女郎……她热情似火，发自内心。喜爱读书，得趣其中，极具悟性；同时对绘画和音乐也心有灵犀。她最欣赏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评论起来头头是道，如行云流水。换言之，这个女性非同寻常。”

　　以赛亚·柏林是作家，他读过或翻译过的小说中不乏帕特里西娅这样的女性形象，在现实中，或许是他见到的唯一一例。

　　西人透彻，吾人暧昧。同样是写人记事，《一树梅花一首诗》比之《以赛亚·伯林的初恋》温和亦朦胧。童二树与袁子才的关系有故事性，两人相忘、未有谋面的机缘。童二树死后，袁子才写了悼念诗《哭童二树》《童二树先生墓志铭》 《童二树诗序》。文章提到童二树画梅助葬的事，这件事比之作家虚构还要凄美。贤人高景蕃去世，家贫，有九口棺材无法下葬。夜里托梦童二树，请他画十幅梅花助葬。童二树不认识高景蕃，看到袁子才所写的墓志铭，以“短而癯者”喻之，与梦中见到的高景蕃吻合。欣然提笔画了十幅梅花，以二百金售予河南施我真太守，“画梅助葬，真盛德事”。

　　从书到人，从情节到细节，陆灏记事，有文学品质。

　　作家、学者或许就是生活中东来的达摩，“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自己不惑，才能看到不惑的人。陆灏文字如同秋阳下饱满的稻粒，一粒有一粒的形象，一粒有一粒的出处，清爽、优美，沉实、馥郁。为了“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或者让更多的人成为“不受人惑的人”，他恪守先贤“拿证据来”的嘱咐，倾听古今中外的“证据”言说，尊重历史情境和客观记载，把“道理”贯通在行文之间。《一九四六，容庚“被迫南下”》，道出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学人“选择”，一些老问题，依然是新问题。《古风、雅贼及其他》，从诵读自己的文章，雅贼的窃书与回访，到“不必读”书单、康德散步考辨等学人掌故，透出外松内敛的寓言般感悟。《疯帽匠和老水手》把两个见惯不怪的插图与翻译问题梯次剖开，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佳书只是“舒服”与“不做作”》是读札随笔，对学术问题的点化和钩沉，对学者、文人诗书趣味的展露与勾勒，散淡、随性，看似漫不经心，却有着扎实的学问基础。陆灏引用叶圣陶与俞平伯书札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叶公对俞老言及书法的高下：“弟以最低浅之观点言之，佳书只是‘舒服’与‘不做作’而已。”

　　其实，好文章、好书的标准也是“舒服”与“不做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