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底线》作为一部带有普法性质的电视剧，在叙事策略上不是一味通过案件审判来单向输出法律知识，而是通过十个具有思考性的虚构案件和数十个百姓身边的纠纷引发了更深度的讨论。这种思考不局限于观众，剧中法官也在一个个的案件中，感受到从情到法到社会多层面对其强烈的触动。法律专业的理性判断、法官职权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意味着法官就是冰冷的法律复读机，他们也会有心理甚至是情感波动。宋羽霏对于“辱母杀人案”在一审中过度加入主观意识的反省；方远在“直播猝死案”中对于原被告之间究竟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的思想转变，都将法官从司法审判执行者的“高高在上”，还原为贴近生活、有情感温度的执法者。因此，该剧选取了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件所引发的思考，不再是科普般的法律宣教，而是在深入解剖案件本身后，将观众代入法官判案过程的双向赋能，这种双向赋能的现实意义、社会意义，超越了普法类型剧惯有的“以案说法”的叙事模式，加上“生活流”叙事下对于法官有职业精神、有温度、接地气的人物塑造，更是拉近了艺术与现实与观众的距离。该剧在赢得高收视率的同时，引发了现象级的热议和舆论关注。
电视剧《底线》撷取的案件，都是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观念转变的新形势下，中国司法领域遇到的新课题。该剧没有回避问题，反而以棱镜般典型案件的典型判决，折射了中国法治的不断进步，这种进步既契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符合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在审理雷星宇“辱母杀人案”时，该剧真实再现主审法官与其他合议庭成员，围绕雷星宇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正当防卫的激烈争论，突破了以往普法剧的“尺度”。该案的现实意义在于，“辱母”情节严重冲击了中华民族有关“忠孝”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二审的改判，呼应了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价值判断，在坚守法律原则前提下，更加强调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弱者、受害加害双方的司法保护力度。剧中“被闺蜜男友杀害案”“醉酒死亡案”的案例，从大众认知来说，这或许只是涉及所谓的“私德”，甚至对于国人来说，“劝酒”往往是表达好客的礼仪之举，却忽略了醉酒导致意外发生后，关联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两个案例对普通观众来说，是习惯认知导致法律盲区的一次重要警醒，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不是冰冷的律例条文，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天平，是保护弱者权益、惩恶扬善的守护者，这正是该剧以《底线》命名的寓意。在“主播猝死案”中，女主播骆优优由于长期超强负荷工作，导致在直播现场因心源性心脏病突发猝死。骆优优与公司签订的是复合型经纪合同，在以往同类型案例中，往往会败诉。该剧中，法官经过调查取证，掌握了死者与平台公司存在实质性劳动关系的大量证据，从而判定原告胜诉，还死者以公道。不仅如此，该剧还对网络直播经济繁荣背后，主播超强工作负荷、平台公司疯狂逐利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让观众乃至社会去反思金钱与亲情、逐利与责任的关系。
电视剧《底线》聚焦在具有中国特色法院的“诉源治理”制度，其核心就是“调解”二字。有人认为调解制度是为了减少法院立案，减轻法官工作压力，而事实上，对于法官来说，大量的日常案件都是婚姻、赡养这样看起来小，对当事人却是大的案件，“诉源治理”调解制度，需要法官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耐心在剑拔弩张的当事人之间寻求利益、责任、情感的平衡点。这点，在该剧以立案庭庭长方远为核心的三代基层法官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立案庭作为基层法院对外的第一窗口，不仅负责法院各类案件立案登记、立案审查、案件收转，同时还负责快裁快审、诉前调解、诉前保全、信访接待、案件送达等大量与立案和诉讼服务相关的工作。在立案庭如此繁重的工作中，该剧着重通过法院一站式建设和诉源治理的剧情展开，一站式建设是为了方便简化百姓立案和诉讼流程，而诉源治理，则是以司法改革角度从案件源头加以疏导，通过方远等立案庭工作人员大量细致的调解工作，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案件。“诉源治理”调解制度，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法治精神的体现，在减少老百姓打官司耗费精力财力同时，也契合中国人“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理念。诉前调解机制所折射出的情与法的温度，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重要体现。
电视剧《底线》在群像塑造基层法官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同时，也从工作、生活、婚恋、家庭的喜怒哀乐，以贴近生活的质感，挖掘人物心理活动与情感世界的起伏波澜，以人物的鲜活丰满达成了与观众的共情。正如剧中方远所说“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那样，真实的基层法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忙碌奔波在诉前调解，案件立案、审理的繁重工作中。剧中方远和其他基层法官，或多或少都曾像青年法官周亦安一样，为这样终日忙碌的工作迷茫、困惑过。但是，他们一旦穿上法袍，背靠神圣国徽坐在审判厅上，捍卫公平、正义职责的使命感与庄严感便油然而生，这就是民事庭庭长陈康为什么将周亦安的辞职报告一直压在抽屉里，因为他知道，周亦安早晚会收回辞呈的。剧中方远被人冤枉、被诉讼方责难谩骂、被人恶意报复捅伤，从来不曾抱屈，方远唯一的一次落泪，是得知齐大爷去世。因对回迁房面积不满，齐大爷几十年如一日去法院要求立案，尽管不符合立案要求，但是方远和他的前辈一样，始终热心接待齐大爷，对其耐心疏导、端茶倒水、提供建议，最终，他们的真诚让齐大爷临终说出方远是一个好法官。
正是像剧中方远一样的无数基层法官，在每日忙碌的“诉源治理” 、调解、立案、审判工作中，构筑了中国司法建设的牢固基石，他们在为民排忧解难中，在维护法律尊严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优越性。
（作者系《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