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站只是县广播局的一个股室，承担的却是全局里重中之重的工作。广播站办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广播局的形象。广播站办公室平躺在“丁”字大楼“一横”的地方，由两间普通的办公室和走廊构成，站长也在这里办公。一共八个人，负责整个采访、编辑、播音及执机工作。执机就是放广播，早中晚各一次。先转播中央、省台新闻节目，之后再播本县节目。那时市里的电台还没有覆盖到县里，收到市广播局寄来的“一周新闻联播”纸质稿件后，每周五晚上由我们县广播站播出。有正高副高编辑职称各一人，国家一级播音员两人。站长戏称这里是全县学问最高的办公室。
我是一九九二年大学毕业进入县广播站的。站长是本县人，当过兵，五十多岁，分不清前后鼻音的普通话是在部队学的。和我一起进广播站的一男一女播音员工作量不大，站长完全可以当“甩手掌柜”，可他仍坚持每周三播“科技与生活”节目。有人告诉我，不是站长敬业，而是想拿每个月五块钱的播音补助。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是一百六十元。
副高职称的是位文艺编辑，每天的工作就是从成百上千的磁带库房里选几首歌曲晚上播放，叫“音乐欣赏”节目。无聊或者累了，他会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后，眯着眼哼唱“天天赶场，天天赶场，赶场做什么——”时间久了，我才知道他喜欢拉二胡，这是二胡最基本的拉法。我说现在流行点歌，可以把“音乐欣赏”变成点歌节目。他采纳了我的意见，每首歌收费二十元，每晚只放五首歌曲。果然火了一阵子。特别是那些恋爱后有矛盾的，通过给对方点一首歌，再送上两句祝福的话，就和好了。有人称之为“月老”节目。
副高职称编辑说，你喜欢文学，咱们来开办一个文学鉴赏栏目，每周六晚上播出，每次二十分钟。我想体现本地特色，向几位写得好的本地作者约了一批文章，要么句式过于朴素不适宜朗诵，要么空洞抒情喊口号没实际内容，一篇都没有采用。我便把目光盯在湖南湖北的农村报副刊，还有《湖南广播电视报》的“家庭生活”版，这些版面成为“文学鉴赏”稿件的主要来源。播出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说办得好。一次，我写了一篇散文《看人戏》，冒充从报上摘录下来的，大家也说好、有味。从此，我便走上了文学写作的道路。
我借住在县委宿舍的一间斗室里，每天一大早去上班时，顺便取走稿箱里的稿件。广播站在县委大门边挂有一个投稿箱，方便在这里办公的县委、政协两家单位的写稿人。当然，一些住在这附近的人也喜欢把稿子投在稿箱。广播局的办公大楼在县政府和县人大的院子里，大门边也挂有一个稿件箱，我进单位时顺便也把这个稿箱里的稿子取走。除此之外，还有从邮局寄来的稿件，基本上是乡镇通讯员来稿。那时的业余文化生活匮乏，写稿和读书成为大家的娱乐活动。我们住一栋楼的“单身佬”大约二十来人，三年之内有五人考上脱产研究生，大家的本科文凭基本上是参加自学考试得来的。当时连县经调室主任都给广播站写稿。
站长给我一个来稿登记簿，每一份来稿基本上能在登记簿上找到作者的名字。我接手那年的总来稿量八千多件，第二年下降到了五千来件，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只剩下三千来件。其中，有一位县公安局退休的老领导自己就写了八百多件，他的稿件基本上只有一段，而且字挨着字不按空格写，行话叫做简讯。一页稿纸基本写三条简讯，每天都会收到他写的四五页稿纸。
我编稿的速度很快，每天三十分钟的“本县新闻”，我大概个把小时就搞定了。错字和标点没认真校对，我认为这是广播新闻，人家是用耳朵听又不是眼睛看，错字关系不大。我把“播送”写成“播颂”，而且每天都写，写了将近一年才知道错了。播音的姚姐是北方人，她拿到稿件后总会认真审读，有什么错误悄悄修改。播过的稿件，总有许多地方被她用红笔圈圈点点。如果超过三十分钟，她会把排在后面的稿件拿下。如果时长不够就把之前剩下的稿件补上几条。
为了表示文责自负，在每次节目的最后都要说明谁是编辑谁播音。因为我的名字是按字辈起的，“月”字是字辈，寨子里我这一辈的基本上都是“月×”，因为我后面的“卫”字也是去声，普通话读起来很别扭不好听，我便随便起了个笔名：江编。意思是这稿子是姓江的人编的。时间久了，给听众留下了印象，不好再改。我只得改为“江边”，感觉还挺诗意的，一直沿用到现在。那时县公安局有位叫姚茂江的临时工，微薄的收入要养一家四口人，给我们写稿时，署名“茂江、林工、可怜”，我还以为是三个人合写的稿件，原来是他一个人的名字。他因写稿成绩突出，后来不仅转了干还当上了科级干部，这是后话。
广播站订有三十多种报纸。有全国的、本省的，也有外省的地方小报。每天下午上班，邮递员会骑着绿色自行车准时送到。我下午的工作就是看报，我最喜欢的是《湖北农村报》副刊，刊载的基本上是我在农村经历的那些事，读来很亲切，好像是在讲自己的经历。有的要看上好几遍，有的还会剪下来收藏。我的剪贴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站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剪刀，科技知识的稿件基本上是在这上面剪。有时我把副刊剪了后，“伤及”了背面站长需要的科技知识，站长没有说我不是，要了我剪的去重新抄。之后，我只好等站长剪了科技知识后我再剪副刊文章。
站长看到报纸乱七八糟堆在桌上，总喜欢喊“小赵，把报纸夹一下”，哪怕我正在看报也没有喊过我。办公室有一个A字形的报夹，一边可挂二十多种报纸。小赵是正儿八经新闻系毕业生，在广播站主要负责执机工作。听到站长这么喊她，已经对工作安排不满的她气鼓鼓地翘着嘴巴一边夹报纸一边抱怨：天天喊我夹报纸，我就只能夹报纸吗？我说，你报纸也夹了，还给站长留下一个不耐烦的印象，何必呢？之后，小赵真的每次都甜甜地拖着声音答道：好咧——可老半天也不见她行动。
站长要我们亲自给县城里的通讯员送稿费，每月一次。他说，送稿费的过程也是与通讯员交流的过程。我骑着“广01”号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把站长用胶圈捆着的钱与稿费单一并送到写稿人手中。一则消息或简讯稿费八毛钱，通讯是两块五毛钱一篇。一个月下来，多的可拿到二十七八元，能买两只鸡，少的七八元也可以买一只猪脚。小赵每个月固定送稿费到卷烟厂，一来二去认识了办公室主任并恋爱上了。后来站长要我送，目的是想让我到卷烟厂找个女朋友。站长真是用心良苦了，那时卷烟厂普通工人的工资是我们的几倍，怎么也不会看上我们这些地方上的穷光蛋的。
我们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创优”，即创作广播优稿。这是职称评定的一个要件。我大量的精力在研究此事。有一年，我发现我们县里的牛经济比较火，达到每两人拥有一头牛，感觉应该是条好新闻。可耕牛交易现场没有牛叫声，听觉上感受不到耕牛交易的红火场面，我便分别录制了交易市场的声音和牛的叫声，再合成。觉得是一条可以获奖的新闻，没想到专家们一听就知道是“假货”，第一轮就给“枪毙”了。
到了一九九五年，局里的有线电视台如火如荼兴起，局办公楼的牌子由“××县广播局”变成了“××县广播电视局”。领导的整个精力全放在筹办有线电视台上。有线电视仅每户的开户费就是一百八十元，加上每个月还有二十元收视费，一年下来可为局里增收四五百万元。广播站被抽走了一半人。站长强行把我留下，说广播事业也不能少人。局长拗不过，要我两边兼顾。这是局长给自己“下台阶”的一句话。其实，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广播站。
因为广播站人员减少，只留下“本县新闻”，别的栏目基本停办。电视台的口播新闻都是从广播站这边要去的稿件，但电视的影响在社会上超过了广播，总是有人议论说广播站“抄了”电视台的。局长听到这话，对站长说，根据形势的发展，有了电视的替代，广播站没有再办下去的必要了。站长十分伤感地点了点头，说，我老了也该退了，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有它的必要性，既然没有存在的必要就证明社会在发展变化了。
这是我与站长共事三年多，他讲得最有哲理的一句话，而且还不是用普通话讲的。
（江月卫 湖南省怀化市文联副主席兼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