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蒙阴燕翼堂，历经沧桑三百年，既因“耕读传家、忠厚仁德”的家风传统闻名于世，更因民族危亡之际以民族大义为重，紧跟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而为今人所铭记。京剧《燕翼堂》从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碰撞交融中，确立主题表达的新视角、探索叙事类型的新方向、拓展人物塑造的新空间，在为同类题材的舞台创作注入情感力量、地域气质的同时，强化作品的时代气象、文化力量与审美格调，实现了艺术创作上的“成功突围”。

　　全剧以1931年济南“四五”惨案到抗战最艰难的1941年这十年为历史横断面，以刘氏家族第十五代掌门刘合浦为主人公，以燕翼堂在一次次时局动荡、极端情境下的命运沉浮为主线，展示了一个家族与一个国家的荣辱相生、休戚与共,是一种典型的将“家族史”与“国家史”融会贯通的家族叙事。

　　在创作者看来，“燕翼堂”历史上的殷实富足、家业荣昌离不开刘氏世代的精诚农商、勤俭持家，而支撑家族德行与信仰的“家风”，更是成就这个家族声誉与威望的精神基础。“耕读传家，仁厚济世，德行为上，矢志不移”，朴实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流淌在刘氏世代的血脉里，它构筑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家园，维系着家族的世代相传，而且也深深烙印在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正直、善良的国人心中，成为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影响国家命运、民心走向的根本。正是有了这些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因，为剧中刘合浦从“家”向“国”的转变提供了思想的基础，也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家园的抚育，刘晓浦、刘一梦、刘增韵、刘增易们“倚天拔剑为家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从“修身”到“平天下”的道路。他们以生命守住了精神的高洁，以信念昭示了文化的力量，而革命文化正是赓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从“血荐轩辕自担当”到“为了民族和信仰，我愿意将此身浮厝桑行”，两种文化的贯穿让传统意义上的“家”与“国”不仅是情感意义上的理念合体，更具有了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指向与时代蕴涵，由此生成的“家国情怀”也从一种思想认同，变成了共产党人忠诚信仰和无私情怀的见证。

　　《燕翼堂》剧中的三代人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其中刘合浦是创作者着重塑造的典型人物。剧作最大的悬念是刘合浦内心从“守家”向“守国”的思想变化。作为燕翼堂掌门人，刘合浦是以恪守祖训、祖规的形象出场的，在风雨飘摇的乱世，这个有声望、行事开明却又明哲保身的地方乡绅开始并不理解刘晓浦、刘一梦、刘增韵、刘增易们的“梦想”与舍生取义，只认可勤谨守家才是刘家人的本分。结果正是这种“守家”理念把刘合浦推到了命运的绝境。现实逼迫他从一次次妥协、认怂，到最终的奋起反抗、捍卫尊严。面对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步步紧逼，面对燕翼堂易主后带来的“奇耻大辱”，刘合浦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屈辱与愤懑，他选择以毁家纾难、玉石俱焚的方式，用生命守护燕翼堂的气节与风骨。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觉醒，是侠骨忠义的精神涅槃，尽管是那样的决绝与悲壮，但他实现了人格与精神的重生，守住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守住了一个国家的浩然正气。

　　该剧的舞台呈现大气、劲健、阳刚、细腻，流畅自然的场面调度、灵活多变的场景转换，将历史的厚重、时代的伤痕、地域的风貌、情感的铺陈汇聚其中，烘托出豪放仗义的民族气质与饱满激昂的革命精神。以刘建杰、吴雪靖、刘栋等为代表的几位主要演员，从生、旦、净、丑等不同行当以及眼神、动作、唱腔等细节把握上，展现人物厚德、刚毅、重情、阴险的不同面貌，可亲、可敬、可信、可憎，为整台演出的成功增色不少。边文彤的舞美设计大胆突破戏曲舞台空间的既有模式，写实与写意水乳交融，营造出“燕生双翼飞九天”的空间意象，并借金匾、柱础、外墙雕花、门楼等局部，衬托和凸现燕翼堂传承和流淌在山东人血液中的正气与凛然。作为视觉形象出现的舞台空间，与剧中人一起构成重要的形象体系，完成了历史的讲述与文化的隐喻。

　　“一缕缕忠魂浮厝天地间。”京剧《燕翼堂》以感人肺腑的山东故事、中国故事，书写英雄主义，弘扬民族精神，以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语言和审美风范，镌刻历史记忆，厚植文化情怀，这是戏剧创作者责任与担当的体现，也让这部作品成为一部敬畏历史、敬畏文化的优秀之作。

（作者系《文艺报》新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