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古是读书人的本分。倘学问之上，添些媚骨，藏些机巧，混得会更好。然而，人生是本大账，最终是要结算的。且说说康熙皇帝身边两位读书人的故事。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亲政时也才十三岁。冲龄践祚的皇帝，学问见识尚在稚浅，必定拜服有学问的大臣，此亦人之常情。康熙六年六月，时任内弘文院侍读的熊赐履上奏说：“如今百姓负担重，原因在于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朝廷减免的钱粮都被官员侵占而百姓空负其名，赈济钱粮也被官员吞没而百姓贫困加重。所以，要派清廉官员为督抚，贪污不肖者立予罢斥。”

　　因为有着道学家的名望，熊赐履奏事皇帝更能听得进去。于是，这位侍读官又指出朝廷急需解决四大问题，都是基于弘扬道学的：“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职业堕废而士气日靡，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又请选耆儒硕德、天下英俊于皇帝左右，讲论道理，以备顾问。”康熙皇帝后来坚持几十年的经筵日讲，同熊赐履此番倡言大有关系。这是后话。此时正是鳌拜专权，他自己对号入座，硬说熊赐履这些话，实是参他这位辅政大臣尸位素餐，请皇帝将熊先生以妄言罪论处，并从此禁止言官上书陈奏。康熙皇帝不许，对鳌拜说：“彼言国家大事，同你何干？”从此，熊赐履更深得皇帝宠信。

　　虽熊赐履在皇帝面前偶尔会说几句貌似不恭的直话，但很能讨皇帝信任。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熊赐履奏曰：“昨年皇上谒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至孝也。但海内未必知之，皆云万乘之尊，不居法宫，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喧传，甚为不便。嗣后请皇上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康熙皇帝听了这番道学之言，颇有些愧疚，说：“朕知外面定有此议论。”想必皇帝会暗自欣喜，遇上难得的直谏大臣。其实，这是熊赐履的机巧。

　　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帝召熊赐履问道：“近来朝政何如？”但凡官场老手都明白，皇帝这么问话，多是想听好消息。熊赐履却不仰体圣意，奏曰：“盖奢侈僭越至今日极矣！官贪吏酷，财尽民穷，种种弊蠹，皆由于此。”康熙皇帝听了，并不言语，又问道：“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听皇帝这般口气，明摆着是想听几句好话了。熊赐履颇有些逆龙鳞之意，回奏道：“臣阅报，见盗案颇多，实有其故。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剋。”熊赐履低头言毕，知道皇帝可能不高兴了，又说：“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皇帝明显脸面上有些下不来，但到底体谅熊赐履孤忠可悯，勉强说了两个字：“诚然。”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皇帝又同熊赐履讨论治国之道，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为可鉴。”康熙皇帝已经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熊赐履却还要阐发几句，颇有些指点皇帝的意思：“但欲省事，必先省心；欲省心，必先正心。自强不息，方能无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这一年，康熙皇帝十八岁，熊赐履三十七岁。听了这位比自己大十九岁的道学家大学士的话，康熙皇帝只好说：“居敬行简，方为帝王中正之道。尔言朕知之也。”康熙皇帝倒也从善如流，一副深受教益的样子，换成现代汉语，便是“您讲的道理朕懂了”；或可换作通俗台词：“先生所言极是，朕受教了。”但是，第二年吴三桂就反了，“三藩之乱”骤然爆发。于是，康熙皇帝从十九岁开始，宵衣旰食，朝乾夕惕，备尝艰辛，直到半个世纪后驾崩，哪里是熊赐履说的“无为而成”“垂拱而治”那么轻巧！

　　大凡皇帝赏识的道学家，一旦人当差出了毛病，其学问也都不对了。康熙十五年七月，熊赐履票签出了错误，却又诿过于人，被革职。票签出错本已致罪，诿过于人则是品行有亏。诿过是自古帝王常犯之病，康熙皇帝却最恨诿过于人，曾说：“朕观前史，如汉朝有灾异见，即重处一宰相，此大谬矣。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竟诿之宰相，可乎？或有为君者凡事俱托付宰相，此乃其君之过，不得独咎宰相也。康熙十八年地震，魏象枢云有密本，因独留面奏，言：‘此非常之变，惟重处索额图、明珠，可以弭此灾矣。’朕谓此皆朕身之过，与伊等何预？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也。魏象枢惶遽不能对。吴三桂叛时，索额图奏云：‘始言迁徙吴三桂之人，可斩也。’朕谓欲迁徙者，朕之意也，与他人何涉？索额图悚惧不能对。朕之一生岂有一事推诿臣下者乎？”由是观之，熊赐履被革职，深层原因可能是他诿过于人，此行为同道学家相悖。康熙皇帝多年后旧事重提，说：“熊赐履著《道统》一书，过当之处甚多。”

　　君王好谀，自古而然。康熙皇帝却是个例外，不太听得进拍马屁的话，曾说过：“人间誉言，如服补药，无益身心。”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朝廷要祭告天地、社稷、祖宗，并诏告天下。大臣们起草文告，说平乱摧枯拉朽，全赖皇帝一人之功德。康熙皇帝看了，立马指出：此非朕一人能成之功德，亦非容易成功之事，文告重新起草！

　　康熙皇帝不邀功、不喜谀的事，可见于史料者极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皇帝为教育太子之事，晓谕大学士们：“朕观古昔贤君，训储不得其道，以致颠覆，往往有之，能保其身者甚少。”“尔等宜体朕意，但毋使皇太子为不孝之子，朕为不慈之父，即朕之大幸矣！”

　　汤斌也是道学家，时任工部尚书，又在詹事府当差。他听了皇上谕示，立马奏对：“皇上豫教元良，旷古所无，即尧舜莫之及。”詹事府，即培养皇储的机构；元良，指的是皇太子。

　　康熙皇帝听了汤斌这话，很是生气，斥责道：“大凡奏对贵乎诚实，尔此言皆谗谄面谀之语。今实非尧舜之世，朕亦非尧舜之君，尔遂云远过尧舜，其果中心之诚然耶？”又说：“大凡人之言行，务期表里合一，若内外不符，实非人类。”

　　康熙皇帝并不认为自己治理出了尧舜盛世。且说一件后来发生的事情。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皇帝为着修明史的事作文晓谕诸臣，说道：“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曾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但凭公论之，康熙皇帝治国是很有成就的，惟其虔敬谦恭而已。往日的少年天子，此时亲理朝政已整整四十年，期间平定“三藩之乱”花了八年，收复台湾花了两年，征剿噶尔丹花了九年，而四十年间都在治理黄河。正是这一年，河工告竣，黄患暂息，黎民称颂。

　　康熙朝，当面谀今，会被治罪。汤斌面谀皇帝没多久，詹事尹泰入奏：“汤斌学问平常，年又衰迈，恐不堪此任。”皇帝说：“俟再过数日裁之。”没多久，康熙皇帝就把汤斌打发回老家了。事隔多年，康熙皇帝说起汤斌，颇为讥诮：“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止奏毁五圣祠，乃彼风采耳。此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也。”

　　历史真相是唯一的，但历史演绎则是万花筒。时人眼里，汤斌颇多堂皇之言，俨然狷介之士；又经后人重重描画，汤斌雍正朝入贤良祠，道光朝从祀孔子庙。到了近代，刘师培说汤斌“觍颜仕虏，官至一品，贻儒学之羞”，邹容则责其为“驯静奴隶”。